□ 李晓明

去年深秋，我帮父亲收拾院子，又看见了那辆绿色的邮政二八大杠。 

它斜靠在荔枝树下，墨绿的车架覆了一层薄薄的锈红，黑色的车座，被光阴磨出了一块包浆似的温润亮光。父亲正拿一块棉布，仔细地擦拭着。先擦车把，再擦大梁，最后蹲下来给链条上油。父亲说，这辆车是1979年春天他刚当上义务邮递员时，邮局配发给他的。 

夕阳西下，父亲将整理好的报纸、信件装进绿色邮包，牢牢绑在车后座。拍了拍后座说：“上车吧。”我爬上后座，紧紧抓住邮包边缘，身体随着土路上的小坑洼轻轻晃动。父亲摇响车铃，在巷口巷尾高声喊着收件人的名字，声音穿过稻田、越过山坳。 

村庄的灯火一盏盏次第亮起来。 

有人从灶屋匆匆跑出来，手上还沾着面粉；不识字的阿婆总是等父亲念完儿子写给她的信之后，才把信纸紧紧贴在胸口捂上一会。父亲从不催促，一脚踏地，等她将信折好，才又摇响车铃，慢慢蹬远。 

最难忘的是冬天的一个雨夜。 

山里下雨，又急又猛，敲在瓦片上“啪啪”作响。父亲刚一进门，邮局的人就追了上来，说二叔公在山脚有个加急电报。他没多说什么，穿了一件褪色的雨衣，推着车走进雨里。 

山路泥泞，走不动就下车推行，一直护着怀中的邮包。狂风把雨衣吹起，雨水顺着脖子流进衣服里，雨衣被风掀起又按下，父亲从没弯过腰。 

后来听母亲说，那天晚上父亲回来的时候已是深夜了。雨靴里倒出了半碗泥水，裤腿卷到大腿根处，小腿上有一道伤口，他自己竟然一点都不知道。换下湿透的衣服，父亲坐在灶边烤火，轻声说：“电报发出去了。” 

二叔公后来告诉我，那天开门时，父亲全身湿透站在雨里，怀里的电报用塑料袋裹着。父亲不肯进屋，转身消失在黑夜中。 

二叔公在门槛上站了很久很久。 

每逢过节过年，乡亲们都会偷偷地送一些礼物来。一年中秋，三爷拄着拐杖送来了月饼，一层又一层，包得很是紧实。他紧紧握着父亲的手说，这么多年，家里的信报从没有延误过，这份情，记在心里。父亲从屋里拿出几块糖塞进三爷兜里。那天晚上，父亲坐在门槛上看着明月，默默地抽烟。烟雾散在月光里，淡淡的。我猜，他大概是觉得，跑跑腿就能换来这么重的心意，受之有愧吧。 

我上初中时，电话装到了村子里，后来手机也走进了每家每户，很少有人再在黄昏时分守着那清脆的车铃声了。二八大杠闲着了，静静地停在院角，也留在了过去的岁月中。我站在院子里看着父亲，忽然想起那个雨夜，山间泥泞小路上朦胧的身影。车里除了报纸、信件，还有什么吗？或许，是村庄对未来的期许，以及一代人渐渐远去的背影。 

父亲擦完车，站起来捶了捶腰，阳光从荔枝叶的缝隙漏下来，落在那只哑了的车铃上。院子里很静，静得能听见锈迹在空气中剥落的声音。我恍惚了一下——总觉得下一秒，巷口就会传来一声清脆的“叮铃” ，然后便是父亲那一声亮堂的吆喝：“来信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