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桓元

我曾吃过酒店的山珍海味，也曾品尝宴席上的珍馐美馔，但总感觉没有童年吃过的三块红烧肉好吃。那是刻在骨子里的记忆，那是一生的回味。 

母亲生前总爱提起我六岁那年的事情来数落我，说起时眼里带着笑，可笑意里藏着多少辛酸，年幼的我哪里懂得。 

那是1969年的春天，我刚满六岁，正是最调皮赖人的年龄。 

一天，生产队安排社员去沙扒挑鱼汁肥。一大早，母亲喝了几碗稀粥，挑起木桶准备出门。我知道后，哭闹着要跟着一起去。母亲哄我，我不依；母亲训我，我哭得更凶。最后她叹了口气，蹲下身背起我，挑着木桶，走出村口。 

从书村到沙扒十里路，要走过村边的田埂，翻过一个山坡，穿过渡头村，到沙扒水产公司。 

去的时候是挑着空桶的，母亲还能轻松些。我也因能去沙扒而兴奋得很。一路上，那些叔叔阿姨一个劲地逗我，要么引导我和他们赛跑，要么逗我去采路边的野花，要么扯我的耳朵打转圈，快乐洒在田埂上。走过一程又一程，偶尔累了，母亲便背我一段。我伏在母亲背上，她头发有淡淡的汗香。 

第一次看见沙扒街道两层高的楼房，小小的我，抬头仰望屋宇楼阁。与我住的低矮茅草屋相比，令人羡慕不已，简直是人间天堂。 

午饭时间到了，生产队统一安排在沙扒唯一的饭店——“沙扒人民公社饭堂”。参加挑鱼汁肥的大人每人四两粮票的一碗米饭，一角钱一碟的红烧肉搭配青菜。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所有食物都由生产队统一分配，不会因为谁私带自己的小孩去而多分一份，不同现在朋友聚会带自己小孩赴宴那样随意。家里一年难得吃上一顿米饭，每天都是喝比牛奶还稀的米汤，偶尔有番薯吃就非常满足了。 

香喷喷的米饭端上来时，我眼睛直直地盯着那三块卧在青菜上油亮亮的红烧肉。肉皮是琥珀色的，酱红色的肥肉晶莹剔透，香气四溢，我的口水止不住地流。母亲轻声说：“吃吧，都饿了。”我头也不抬，风卷残云般把饭菜扫进肚里。那肉的香味，至今想起来都觉得是天下最美的味道。 

可我不知道，那是我母亲的午饭。 

她就坐在旁边，看着我吃，一口都没动。等我吃完，她端起碗，去打了一碗白开水，把沾在碗边剩下的几粒米饭混着白开水喝下。然后，拉着我挑起八十斤重的鱼汁肥，往回走。 

回程的路变得特别漫长。走到渡头村附近，我再也迈不动步，蹲在地上不肯走。无论母亲如何劝说，我就是不动，还躺在地上耍赖。我也确实是累得走不动。母亲没办法，挑着担子走二十几米，放下，折返回来背我，再走双倍的距离，放下我，又折返回去挑担子。她就这样来来回回，像一只不知疲倦的蚂蚁，在十里长路上爬行。 

母亲早上只喝了几碗稀粥，中午又只吃了几粒米饭，又渴又饿又累，还要把八十斤的担子和我一起带回家。 

太阳偏西时，别人都早已回到书村，只有我们母子俩还在路上。母亲的脸被汗水浸得发白，嘴唇干裂，脚步越来越慢。可她没说一句责怪我的怨言，只是偶尔回头看看我，挤出一个疲惫的笑容。 

天黑透了，我们终于到家。母亲瘫坐在门槛上，许久起不来身。 

那时我不懂，如今想起这一幕，心如刀绞。 

那十里路，母亲是怎样一步一步丈量过来的？是怎样的力量在支撑着她？这世上，大概只有一种回答：母爱！ 

母亲用十里路的来回，换我一顿饱饭。那三块红烧肉，是我一生最香最美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