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东区那龙码头。抗战时期，每天都有大批挑夫在此担物资走古道至恩平，销往珠三角。
阳江城太傅路。抗战时期这里的布匹、药材、纸张等物资交易量很大。
阳春市河口镇龙门圩旧商铺。抗战时期每天有大量食盐和咸鱼从这里销往外地。
抗战时期的阳春春湾码头（阳春市档案馆供图）。
在抗日战争的硝烟中，一条鲜为人知的“动脉”在华南大地搏动。它不在铁路线上，不在主干道旁，却承担着维系广东、广西、湖南、贵州四省抗战部分物资流转的重任——这便是阳江。
据有关文史资料记载，抗战时期人口仅50余万的阳江县，竟有五六万人投身商业，高峰期超过十万劳动力（占全县劳力的一半）日夜奔走在运输线上。他们凭借“铁脚夜眼神仙肚”的绝活，硬生生在艰苦的烽火岁月里，踏出了一条输送物资的生命线。
95岁的蔡宝回，自小就住在阳江城渔洲路。在他的记忆中，自家骑楼底下那些垒砖为灶、席地而眠的挑夫，正是这条史诗般壮阔却充满艰辛的运输线上最坚韧的符号。他们的肩上，挑起的不仅是油糖布匹药材，更是抗战后方不屈的脊梁。
“那时，每天都有一队又一队‘下路仔’（指今湛江、茂名、北海人）挑夫担着花生油、土红糖等到渔洲路交给货栈，兴仁路一带因此开了很多平价旅馆和饭店。第二天，这些挑夫从太傅路挑着布匹、药材等返回下路。”时间已经过去80多年，那些场景仍深深地刻在蔡宝回老人的记忆中。
1938年10月21日，日寇攻陷广州，继而侵占珠江三角洲，控制重要海河交通要道。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27日，香港沦陷。日寇控制了南海海上通道，广东沿海常有日舰追袭抢劫货船；在省内陆路交通重镇，敌机不时侦察、扫射、轰炸。
日寇的目的是想困死中国，放弃抵抗。面对危难局面，中国人民没有屈服。海上运输不通，就转由陆路挑运。交通大道遭日寇拦路抢劫，则绕山区崎岖小道运输。白天日寇飞机侦察、扫射、狂轰滥炸，就选择夜间摸黑运输，不惧艰难险阻，将物资转运至各大区域。
阳江位于广州到广州湾（今湛江）中段，物产丰富，南临南海，内有漠阳江和那龙河，还有多条穿越山区通往内地的古道。抗战时，这里不属于最前线地区。这些优势凸显出来，让阳江成为抗战时广东、广西、湖南、贵州四省部分物资集散流转地。
“抗战时期阳江集散的商品品种繁多，主要有：食盐（生盐、熟盐）、海产品（咸鱼、海味）、花生油、土红糖、生猪、杂粮、黑布、故衣、药材、纸张、桐油、桂皮等。”蔡宝回说，阳江城渔洲路和河堤路，主要经营花生油、土糖、咸杂等，太傅路主要经营布匹、药材、纸张和故衣等。阳江有东、西、南、北、西北等五条线路通往广东省内、广西、湖南、贵州，这些运输线绕道山区陆路、内河和南海可达。在阳江集散的物资，成交后通过运输线转运各地。
东线，阳江和阳春的物资通过阳江内河船运抵那龙圩。抗战时那龙圩聚有八九千人，周边村落每天有数千挑夫在圩上牛车广场等活干，一旦货船靠岸，挑夫、牛车一起装货。货物沿着“茶马古道”陆运转至恩平锦江，再由恩平船经开平运抵“三埠”（长沙、新昌、荻海），在开平三埠成交后，往鹤山、沙坪转运佛山、广州等地。
阳东区那龙镇旱地村原村民小组长、今年70岁的钟世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抗战时，旱地等村均有“恩平担”队，以村为单位，每队十几二十人。商人在田畔圩收购农产品后，通过田畔圩—九三村—锦岭—大槐—米仓这条路，一队队的担担队浩浩荡荡，将商品担到恩平城，转至三埠。
“旱地村村民钟正伟会武术，他和我父母一起牵头组织村里青壮年十几人，常常从田畔圩担着稻谷、花生油等到达恩平，返程担着布匹等日用品回来。那时，‘恩平担’队为防日机轰炸，一是早出晚归，二是走山区小路，过程甚为艰苦。”钟世好说。
阳江运往三埠的物资，以食品为主，有生猪、花生油、土红糖、赤砂糖、咸鱼、熟盐、豆豉、海味、杂粮、福草纸等。三埠运返阳江的有上海产黑布、故衣等。
南线，由于日军控制南海，日艇巡航频繁，海上通道风险很大。一些商人和船工摸透了日艇巡航规律后，常常在晚上利用熟悉地形和顺风的有利条件，用风帆船进行偷运。他们将吴川、电白以及阳江沙扒、上洋等地沿海所产的食盐、咸鱼、海味运抵阳江城集散，成交后转运各地。
西线，为陆路人力肩挑运输。北海、徐闻、廉江、化州、吴川、电白等地产的花生油、土红糖等集中运到阳江成交后，转运三埠。在阳江运往西线的物资有黑布、药材、纸张、故衣等。
北线，由阳江往阳春春湾，在春湾改为陆运抵新兴县河头，由河头船通过西江运往新兴、四会、英德、曲江、南雄以及广西、贵州、湖南等地。
阳江运往肇庆等地的商品有盐、咸鱼、豆豉等。从肇庆等地运返阳江的商品有桐油、桂皮、松香、青麻、药材、纸张、杂粮、竹篾、包、草、松香枝、山货和雨帽等日杂用品。
西北线，用内河船从阳江把物资运往阳春三甲、八甲、龙门，再由八甲陆运至信宜和广西的玉林等内地。从八甲运来的物资有花生油、土红糖、生猪、切粉等。阳江运往八甲的物资有黑布、药材、纸张、故衣等。
阳江濒临南海，海水咸度大，日照时间长，具备制盐的有利条件。阳江的三丫、沙扒、寿龙、双鱼等盐场，产盐量高质优，颗粒粗、洁白，素负盛名。即使在抗战时期，年总产量仍有10多万吨。加上从吴川、电白流进的盐，数量很大。
阳江由此催生了70多家盐店，其中的民享盐店由台山人黎奕亮、刘步棠经营，他们在沙扒的盐场为阳江最大。“当时我家附近有几家盐店办事处，大多数盐店在上濑、中濑、下濑设有办事处。”蔡宝回说，盐店大多数为阳江人所开，如海丰盐店老板陈兆测是三丫人，也有广州人（兆昌堂郑祥煜、麦炳严）和阳春人（楠利店欧显记）做老板的。
为了躲避日机扫射、轰炸，盐船集中在漠阳江东砵村河边榕树下停泊，等候内河船驳运。每日过驳搬盐时间是早上8时以前和下午4时以后。
九成以上的生盐由内河船直运阳春春湾，再由春湾陆运至西江新兴县河头，通过西江转船运往省内的肇庆、四会、广州、清远、曲江、南雄等地，以及广西、贵州、湖南。
熟盐大部分通过内河船先运到那龙，由那龙陆运至恩平，再由恩平内河船通过锦江运抵开平三埠，供应珠江三角洲。
2005年8月，时值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85岁的中国远征军老战士郑信桓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讲述了他亲眼所见的一幕。1938年农历七月十四日，他从阳江城河堤乘电船经春湾到韶关，看到春湾圩上盐店林立，从春湾至河头这条陆路运输线上，运盐的鸡公车、牛车、挑夫昼夜运输，络绎不绝，盐路上有数千人，古铜色皮肤的挑夫，个个吃苦耐劳。
抗战前，阳江的闸坡、东平、溪头、沙扒、对岸、河北、神前、大澳等八大渔港的捕捞量居广东前列。海上捕捞的鱼，全部用盐腌制成咸鱼，用轮船运往广州、江门和港澳等地销售。
抗战爆发之后，海路不畅，阳江县渔港区和沿海各乡渔民生产的“咸鱼”和“海味”绝大多数在阳江城集散，委托阳江城河堤埠尾路一带各家鱼栏进行代销。“1939年春季，日机轰炸埠尾路，各鱼栏搬到过下濑桥的麻赖村（后来的阳江船厂一带）河边经营。”蔡宝回说，麻赖鱼栏主大多数是阳江人，集中收购货物后，分别通过漠阳江和那龙河运往春湾、三甲、八甲和开平三埠等地再转运内地。
“那时麻赖每天早上六点到九点成市成圩，阳江、阳春的咸鱼商贩，每天有数百人集中在那采购咸鱼，市场热闹非凡。九点一过，交易收盘疏散，以防日机轰炸。”蔡宝回说。
2020年夏，记者在阳春市三甲镇采访时，时年68岁的谢克光说，他父亲是江城区白沙谢村人，母亲是白沙麻桥人，自己在三甲出生长大。抗战时，日机常追炸漠阳江上的船只，为防日机空袭，谢克光的父母从阳江担盐步行来到三甲圩租房做生意，然后从三甲收购阳江人做的木屐担到阳江卖，这两头赚的生意，让他们在三甲站稳了脚跟。新中国成立后，谢克光的父母在三甲合管会商店工作，直到退休。“父母生前多次说过，当年像他们一样担担的阳江人很多，担担队伍接力，将货物担了一程又一程，像一条龙一样，穿行在通往内地的小道上。那些担担人都是‘铁脚夜眼神仙肚’，不辞辛劳将货物担到目的地。”谢克光说。
今年70岁的曾汉祥，曾任阳春市河口镇文化站站长，已退休多年。他介绍，抗战时，阳西的儒洞、沙扒、上洋、程村、织乑等乡镇有上千人将食盐和咸鱼挑到龙门圩交易，数千平方米的烧炮坪上，摆放约2万公斤食盐和500公斤咸鱼，人声鼎沸，每天都有两三千人赶圩。龙门圩店铺林立，迎来了史上全盛时期。广西商人前来购得盐和咸鱼后，雇挑夫走崎岖山路担到广西、贵州和湖南，挑夫人数十分庞大。
阳江海味种类繁多，儒洞的“金钩虾米”、东平的“白花胶”都是上品。东平的鱿鱼、黄花鱼、黄花胶、赤鸡鱼、赤爪虾米等名声在外。抗战期间，阳江、电白各渔港的海味集中到阳江，委托泰兴店、联昌店两间行栈代销。阳江有海味商贩梁北添、梁四等100多人，他们购进海味运往开平县长沙销售，长沙有海味代销行栈10多间，专代阳江流动商贩销售海味。到长沙购海味的商贩，大多来自鹤山、沙坪等地。海味全部经沙坪运往广州销售。
广东南路的电白、吴川、高州、信宜、遂溪、廉江、化州、海康、徐闻等县，是近代广东生产花生油、土糖的主要基地。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日机轰炸海上船只。广州、香港与广州湾（今湛江）交通中断。1942年以后，上述各县所产的花生油、土糖大多运来阳江集散。
据统计，由电白运花生油来阳江的每天约500人担，共两万多公斤，每天由阳春八甲、三甲等圩镇运来阳江的花生油有2000多公斤。每天下午4点至5点，渔洲路一带集中花生油几百人担，成为花生油集中市场，日成交量颇为巨大。
阳江城代销花生油、土糖的行栈，主要有振兴昌、宝来栈、永发源、胜利等4间。信宜、高州、电白、遂溪等县运来的土糖，均委托这几间行栈代销。开平三埠等地商贩来阳江购糖运往三埠销往各地，阳江每年销出土糖在千吨左右。
阳春人民素有养猪的传统。阳春三甲产切粉质量好，畅销省港澳。切粉的大量生产，还促进了生猪生产。三甲有切粉家庭作坊100多户，舂米作坊几十户，每户每年出售大肉猪几十头。
阳春各圩镇米铺多，当地人利用米糠养猪。各圩镇有风帆船，常年有米、猪运来阳江销售。
1938年广州沦陷后，日寇实行“三光”政策，到处扫荡、抢粮，广州等地食品奇缺，猪价走在粮价的前头，阳春人民养猪的积极性很高。2022年夏天，记者在深圳采访时年93岁的阳春市潭水籍乡亲、深圳大学原党委书记吴泽伟时，他回忆，抗战时，由于地域原因，日军未侵犯阳春，只派飞机空袭。潭水田地多，用水方便，人民勤劳。种水稻、豆类、番薯和木薯的人很多，养猪、养三鸟和生产豆豉的人也不少。他的初高中同学分别来自春城、三甲、潭水、河口、合水、马水、岗美、轮水，以及阳江双捷、麻汕等地，这些地方养有大量生猪，每月有约6000头大猪供应阳江城，部分经那龙陆运至恩平，转恩平船运抵三埠等地。
而阳春山区，大量出产木薯、番薯、豆类等作物，加工制成麦粉、薯片干等。通过漠阳江运来阳江转那龙供应四邑等地，救活了不少人。
最近看西方反战人士拍摄的华南人民抗日纪录片时，看到影片中的游击队员穿着的大多数是黑色服装。蔡宝回说，抗战时期，阳江城太傅路布店的黑布和黑色服装很畅销，销量巨大。原因是穿黑色衣服隐蔽性强，防日机扫射轰炸效果很好，民众需求量大。黑布多产于上海，阳江布店在开平三埠购回，除供两阳和南路十几个市县之外，还供应广西、贵州、四川等地。
广西、贵州等地的桐油、桂皮，集中在肇庆高要禄步镇销售。阳江商人在禄步购进桐油、桂皮，经肇庆运返阳江。阳江县大沟、海头、平冈、海陵、对岸、大等沿海乡镇，从事经营的人众多。他们用中、小捕鱼船与日寇在海上周旋，偷运到香港和广州湾销售，利润颇丰。
（部分内容参考1992年6月《阳江文史》第七期）
抗日烽火之前，阳江商业命脉为广府商人所握。然而战事骤起，昔日“少爷”掌舵者纷纷闭店抽身而去，或退守香江。这一撤离，竟意外撕开了历史的一道裂缝，为阳江本土商业才俊提供了破土而出的契机。
战争铁流中，阳江意外成为向两广湘黔四省转运物资的重要集散地。重担猝然落于阳江本地商贾肩上——他们凭借惊人的坚韧，在硝烟弥漫中构筑起一条条运送物资生命线，于艰难竭蹶中维系着供给血脉的搏动。这血与火的考验，熔炼出阳江人特有的吃苦耐劳之魂。
更可贵者，此精神并未随硝烟散尽。新中国成立后，阳江商人以战时积累的坚韧与担当，在经济恢复、生产建设、公私合营乃至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一步一个脚印，始终以赤子之心贡献着不可或缺之力。
这自危难中觉醒、在奋斗中淬火的阳江商魂，早已超越战火年代的特殊使命，熔铸成今日阳江商业基因中不屈的脊梁与深沉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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