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所绘记忆中的一中教室

读了林贤治《重寻老一中》（《阳江日报》8月3日）一文，引起无限的相思。他以文为笔，勾画出当年那校道、校舍，有“多少人的青春在这里迷醉，然后走上熙攘的路程”。

借用穆旦这一诗句，可以尽情表达从老一中走出去的无数学子对母校的怀念。

林学长当年在高中，我在初中。我和他产生交集，缘于他主编的《新苗》，他曾找我约稿。记不清当年我登在《新苗》上的文章是什么，只记得那时很爱看《新苗》，并看到他写鲁迅的文章很有文采。这大概是他后来的成名之作《人间鲁迅》最开始的积淀吧！

我难忘林学长描写的望瞭岭下老一中之景物，更难忘当年在一中就读初中时的老师。

1960年秋，我入学阳江一中初中，教室就在相思林的掩映中。

陈兆鸿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兼代数老师。现在还记得他给我们上第一节数学课时说：“你们会学到正数、负数以及有理数和无理数。再以后还会有实数和虚数。”我们听到这闻所未闻的数学名词顿生好奇。他边说边把手往前一伸然后往后一捻，好像要打开数学王国的大门，把里面的珍宝抓给我们，令我们对数学产生兴趣。

张老师的几何课则无法令我们提起兴趣。有一次，他上课时我们吵吵嚷嚷把他气哭，他愤而中途离开课堂，后来班里派出代表向他道歉。

课间是最快乐的，班上的男同学会攀着相思树杈爬上教室屋顶，暗地里比赛谁的勇气大。奇怪的是，有几个人虽然很调皮，但成绩很好。

廖绍琏老师担任我们的副班主任兼历史老师。后来我从其他老师口里得知，他是参加过1927年广州起义的老革命。不知什么原因被贬来当历史老师了。他讲课时，几乎一字不漏地讲出历史课本上的字句，多余的话都没有。他的课很枯燥，但没同学违反课堂纪律。他的过往令我们尊重，历史已写在他的白发中。那时我隐约地知道，他是我的父母亲抗战时期的老战友。

后来我读大学假期回家时，廖绍琏老师经常来家里坐，父母叫他琏伯。再之后阅读阳江的党史资料我才知道，他在广州起义失败后，与我的大姑丈许高倬一起回到阳江继续从事党的活动。我大姑就住在牛墟和我家隔两栋房子的其侄女处。不知廖老师是不是要去看望牺牲的老战友的亲人。

教我们语文课的是林耀棠老师。有时他需要我们记下他所说的重点时，便会慢下来。但许多同学嫌他讲得快，记不下来。他解释说，看到坐在第二排的我笔记写下来后才继续讲的。

想不到，我毕业后在广东教育学院任教心理学并参与培训校长及教育行政干部时，竟看到林耀棠老师和初中教俄语的沙业统老师来参加培训。林老师那时已是教育局教研室主任。他特意带一把阳江菜刀送给我。那把菜刀很是锋利，多年不变，它凝聚着我们的师生情。

林耀棠老师退休后任《阳江市志》的执行主编，并向我约稿写下经历的事情，以留下一些史料。记得他曾说过，做执行主编补助的钱，还不够他每天上班来回搭摩托的费用，但他依然很是乐意接这个差事。

在一篇文章中，我曾回忆望瞭岭下的日子，说到一中饭堂学生的“烟筒屎”菜、家里带去的炒盐，以及苦中作乐的运动场上跑圈“赌饭”。那时虽然肚子饿着，但教学始终没有乱着。

我初三时的班主任兼数学老师是梁正度。那年，我参加全县的数学、作文比赛，竟然两者都获得第一名。其实，我当时不在乎能否得名次，而馋那在卜巷街尾师范饭堂给参赛学生和带队老师准备的鱼肉——在饥饿年代里，那是多么宝贵的饭食！

后来才知道，卜巷街尾曾经是“阳江考棚”，是科举时代读书人考试的地方。因而被誉为“文昌之地”。

可能是那宝贵的饭食令我“文昌”起来！

后来，教育局把得奖作文汇成集子。我得奖的作文题是《我的语文课本》。我这样写道：“语文课本铺就了我通向知识的阶梯。”后来校学生会主持学习经验交流会，还要我谈学习经验。

现在想起来，说的经验也是拾人牙慧，所谓“语文课本铺就了我通向知识的阶梯”也有些言过其实，我看课外书学到的东西比语文课得到的东西要多得多。

考高中报志愿时，梁正度老师找到我，希望我所有的志愿都报阳江一中免得被两中录取走。他说两中今年录取首先取生再轮到一中，两中想要的学生不管是第几志愿都会录取。我父亲觉得太冒险了，不同意这种报考，结果我第二志愿两中，就被两中录取了。

因此我与一中高中失之交臂。但我自豪和父母一样在一中（原县立中学）初中毕业，记忆也不因高初中毕业的不同而遗忘。

二十年后，我再度回到望瞭岭下的母校（有人戏称母校是母亲的学校，对我来说确实如此）。我外公一直在一中当职员；父母在一中初中毕业；我和大姐、小妹也毕业于一中；我姐及我小弟小妹之子女也毕业于老一中，继续着“母亲的学校”。老一中——那是我家四代人共同记忆的地方！

那是一种舍不断的情——亲人情、师生情、同学情牵在一起。

毕业后我首次到一中是在当年初中数学老师曾纪中帮助下，进行与AI有关的心理学研究。

1983年，我到北京大学听诺贝尔奖获得者西蒙一个多月的系统讲座。西蒙是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系和心理系教授。他与一些专家提出了AI思维的理论：从信息加工观点研究人类思维，以启发方式设计出有关程序。

那时，我上午在北大听西蒙的讲座，下午没课，就跟随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朱研究员一起到人大附中随机找学生搞启发式自学实验。更荣幸的是，朱研究员带我们几个搞启发式程序的人，去京西宾馆拜访了西蒙。

北京之行学到的理论和实践，启迪我设计了“解方程应用题”的启发式教学模式，到阳江一中让曾纪中老师找学生到他房间里做实验。不久，我以这“模式辨认”思维的实验结果，成文发表在国内心理学顶尖刊物《心理学报》上。为此，我还特意在文中感谢了曾纪中老师。

有一次，我工作的广东教育学院英语系与阳江一中合办英语函授班。我给该班上教育心理学课程。课间操时，我看到了冯杰雄校长。他是我初中时的校长。那时还和同学当小记者去拜访过他。当时他又回到一中了。

我初中时，后来成为一中校长的张奋忠老师教语文。他虽没直接教我们班，但课间会和我们嘻嘻哈哈说笑。张老师用阳江音给我取绰号：赢木虾。赢对输（施），木对铁，虾对鱼（如）。我们还到课室旁边老师宿舍里摆弄老师自装的收音机。那时氛围真好，大家完全没有师生隔阂。

21世纪初，受省教育厅的委托，我参与调查研究实行素质教育新课程的效果。在对阳江一中进行调查的座谈会上，见到了许多同学和学长，分外亲切。其中同班的刘昌宏已是一中副校长了。

想当年，一起在课室中听老师的讲授，在篮球架下互相争夺的情景历历在目，看如今，他们在同一地方教诲下一代学子了。

老一中景色已千变万化，人也千变万化，不变的是人的真诚，于是就有熟悉的身影留在心底，唤起无数回忆，使生活有了更丰富的滋味。

如今，不知当年的相思林是否还在？当年初中的老师许多不在了，我想念他们，他们生生不息地传递着的“诲人不倦”的精神，当令望瞭岭下那道风景更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