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书院街附近江城区图书馆位置，曾是“濂溪书院”所在。 位于老城区水埒街的孝则图书馆旧址。 南恩路上的阳江学宫。
位于卜巷街的“阳江考棚”（试院）旧址，这里是科举时代士子考试的地方。
南恩路上，阳江学宫棂星门下，江城一小的孩子们踩着青砖，走过古老的牌坊门楼。数百年前科举士子的足迹，仿佛就在脚下。阳江文史学者陈慎光用手轻抚门侧斑驳的拴马石柱，目光悠远：“古时官员到此必下马整冠。”这根拴马石柱见证了古代阳江人对文化的虔诚敬畏。自北宋庆历四年（1044）阳江县学、南恩州学设立，漠水之滨的文脉薪火，已绵延近千个春秋。
穿行于阳江古城的深巷，棂星门的红漆、考棚的窗棂、孝则图书馆的木柱，无不默默诉说着过往。这座被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段雪玉赞为“海滨邹鲁”的岭南古城，以教育为根基，滋养着一代代人的精神家园。 ■ 策划/杨国华 ■ 统筹/许晓峰 ■ 撰文/曾宇萍 ■ 摄影/陈建华
步入南恩路，一座朱红色的三拱牌坊式大门（棂星门）映入眼帘，其上镶嵌着“阳江市江城第一小学”与“阳江学宫”的牌匾，古色古香的砖墙无声地诉说着其深厚的历史底蕴。学宫即孔庙，是祭祀孔子、崇儒重教的地方。自唐贞观四年（630）诏令州县立孔庙并推行科举，孔庙便与官学教育紧密结合。宋庆历四年（1044），仁宗纳范仲淹等议，诏令兴学，同年，阳江县学与南恩州学设立。
据宋知州丁琏《徙南恩州学记》载，州学刚开始设在城外南面，县学位于城内西南角。宋绍圣四年（1097），丁琏看到州学位置偏远，打算迁到城里来。迁到城中哪个位置好？收藏家、阳江文史爱好者钟元照告诉记者，当时刚好漕运大使傅雱与佥事冯公巡视，发现城东南隅山川形胜风水佳，于是便将州学定址在永泰坊（现猪乸村、卜巷街一带）山丘。
元朝末年，阳江原来的州学在战乱中被毁坏。明洪武初年，州学被改为了县学，知县张翼再建，旧县学变成民居。其间又经历多次扩建，被贼寇毁坏，又修建。现在的阳江学宫，是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按察司陶鲁命知县朱瑾迁过来的，迁移的原因是原学宫位置低洼狭小。后又几经兴毁，多次修缮、扩建、改建。
历经近千年的兴废更迭，能于今日仍见到学宫的古貌，实属不易，抚摸着斑驳的砖墙，仿佛触碰到宋元遗风、明清余韵。从棂星门的东门进入，便是一片平整的操场。陈慎光表示，此处本为泮池，昔时生员跨池上石桥，寓意“鲤跃龙门”。过泮池则是庄严的戟门。以往戟门两侧摆放兵器，有守护文庙之意。
过戟门，迎面看到的宏伟建筑便是大成殿。大成殿居学宫核心，乃祭孔圣地，“大成”源于孔子“集古圣先贤之大成”之誉。记者走访当天，殿门紧闭，柱漆斑驳，然古韵犹存，屋脊处有双龙戏珠、鳌鱼陶塑，寓意“独占鳌头”。大成殿与东西两庑围合成“回”字形庭院，飞檐斗拱，庄重典雅。
相传，大成殿里面曾放着孔子牌位，一到重大节日，就有人在孔子像前恭恭敬敬地跪拜，以显儒学之尊崇地位。钟元照表示，古代的孔庙不是谁都能进去，一般是中了秀才或是饱读诗书之人才能进，学宫的老师也是由朝廷任命。行走回廊间，抚触红柱，耳畔仿佛传来昔日的读书声，声音里饱含着学子们对金榜题名的期盼与“为往圣继绝学”的虔诚。
大成殿后崇圣祠（后又称名宦祠）正在修缮，明伦堂，儒学东斋、西斋及尊经阁等建筑如今已经湮没风尘。尊经阁，原为鼍峰书院，于明万历二年（1574）修建。明万历五年至六年（1577-1578），肇庆府海防同知蔡懋昭修建学宫尊经阁。阁成，蔡致信当时被贬至广东的沈思孝求记。
沈思孝（1542—1601）是明嘉靖、万历年间的一位风云人物，官至大理寺卿、兵部右侍郎等职，也是著名诗人。明万历五年（1577），首辅张居正父丧却未依制守孝，沈思孝冒死上疏反对，被贬戍广东神电卫（今茂名电白电城镇）。
万历七年（1579），沈思孝作《建尊经阁记》，赞阳江虽曾被视为蛮荒之地，但文化教育的普及照亮了这偏远之地，勉励诸生“明道德，敦实行”，他日以实学报国，成就当不逊司马相如、王褒、扬雄等文豪。尊经阁后来历经变迁，20世纪30年代拨为当时模范小学（江城一小前身）所用；1969年阳江地震后成危楼拆除，改建他用；2003年于原址建“鼍峰楼”。
虽部分建筑不存，但正如沈思孝所期，阳江学宫作为官学重地，在漫长岁月中为地方培育了大批人才。宋至清阳江文进士有12人，明清两代文举人有86人；武进士6人、武举人56人。北宋周敦颐、明代徐渭等名人均曾在此留下足迹。
出学宫东行至卜巷街，陈慎光称之为“阳江学子成才的摇篮”。行走在这条不算宽阔的旧街上，脚下是历经沧桑的石板，两旁是斑驳的老墙，历史的书卷气仿佛仍萦绕其间。这条街的南端曾经是“阳江考棚”（也叫试院），是科举时代读书人考试的地方。
在考棚没建之前，因为去肇庆考试路途远、花费大，阳江地区能去应试的考生只有五六百人。清同治六年（1867年），阳江升为直隶州。同年，在举人莫鸿猷以及乡贤谭伯筠、邓琳等人倡议和捐款下，于阳江城卜巷街兴建考棚。仅仅一年，这座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考场便拔地而起。
考棚占地约9000平方米，院落式布局，两边隔出众多宽约2米的“号房”（格子间）。如今考棚也被拆除了，原址上建起了高楼，现场仅存的一间格子房，仍能将人拉回那个紧张而充满希望的考场。陈慎光指着旧屋上那狭小的窗口说：“考生就在这独立号房内答卷，进门搜身防夹带，入内即锁门。”简陋的窗棂，无言地诉说着当年考生们在此间奋笔疾书的紧张与孤寂。
同治九年（1870）七月，阳江直隶州首次在自己的考棚开科取士。辖下阳春、恩平两县学子蜂拥而至，应试者骤增至2000余人。考期临近，卜巷街商贾云集，成为繁华的“考棚街”。富家子弟仆从相随，寒门士子孑然一身；占卜摊、书贩、货郎云集，喧嚣鼎沸。清光绪年间，阳江“科名之盛”前所未有，督学何廷谦深受此景感染，欣然题下“新开文运”，卜巷街遂被誉为“文昌之地”。
现“鼍峰楼”，原址曾为尊经阁所在。
漫步于今日的老城区，书院街的路牌、区图书馆前镌刻的对联，都在无声诉说着阳江崇文重教的厚重底蕴。这份底蕴的根基，深植于宋代以来官学与书院交织的繁荣图景。随着州学县学的设立，加之宋代不少学识渊博的官员在南恩州任职，他们致力于兴办官学，培育士子，为民众排忧解难，使得南恩州的文化氛围日益浓厚，为后世文教昌盛埋下了种子。
南宋状元黄公度便是其中一位关键推手。绍兴十九年（1149），他出任肇庆通判并代理恩州知州，将重教兴学视为要务，在原有基础上，“增学廪二百余斛”，相当于每年增加一万二千多斤粮食作为学校经费。这不仅解决了办学的物质之忧，更极大地鼓舞了阳江士子，勤奋向学之风由此兴起。
黄公度慧眼识才，对力学穷经、累举于乡的士子梁作心尤为赞赏。绍兴二十四年（1154），梁作心参加进士考试，黄公度与董棘主持，礼部给他特奏名身份参加廷试（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登进士科，这是阳江自唐贞观置州以来首次有人登第。喜讯如春雷般传遍漠水两岸，城内书斋的灯火想必彻夜不灭，众多士子为之振奋。
淳熙五年（1178），漠阳才子曾跃麟成为阳江历史上第一个在礼部直接考取的进士。曾跃麟勤奋好学，英俊广才，能言善辩，很早就表现出过人的才识，成为阳江士子的翘楚。行走在老街巷，听着文史学者的讲述，眼前仿佛浮现出曾跃麟登台慷慨论道的身影，身旁簇拥着求知若渴的青年学子，书声与论辩声交织。
整个宋代，阳江县共有4人考取进士，这在当时地偏人稀的阳江无疑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也印证了黄公度兴学育才的深远影响。
如果说学宫的红墙内，承载的是国家取士的规范与士子登科的期盼，那么在阳江古城的深巷之中，自发兴起的书院，则开辟了另一片思想的天地。它们多了几分讲学的自由与精神的共鸣，成为纪念先贤德泽、涵养地方士气的民间文化高地，与官学相辅相成，共同编织着阳江的文脉。
沿着书院街，走进附近的江城区图书馆，一块“濂溪书院”的牌匾映入眼帘，院门两旁镌刻着由清代进士姜自驺创作的对联：“视听自民，凭依在德。鉴观有赫，彰瘅无私”。
阳江文史爱好者邓格伟介绍，这书院是为纪念北宋理学开山宗师周敦颐（号濂溪）而建。熙宁元年（1068），周敦颐任广东提点刑狱，巡视春州、恩州等地。他把洗雪冤案、造福百姓当作自己的责任，不怕辛苦劳累，任职三年里平反了多起冤狱，深得民心。他逝世同年，恩州老百姓在洲背街（古称北濂溪坊）建濂溪祠来纪念他。清康熙十三年（1674），乡民捐资于城隍庙旁购地改建濂溪书院。书院中间供奉着周敦颐，还供奉另外两位流寓阳江的贤臣：胡铨和沈思孝。书院的存在，使附近街道得名“书院街”，沿用至今。
看着濂溪书院的牌匾，思绪仿佛穿越回书院鼎盛之时：庭院深深，学子们在此研习理学精义，探讨经世之道。濂溪书院历经兴废，清代培养了大批人才，如光绪年间的姜自驹、姜自驺进士兄弟，以及民主革命先驱李萁。1905年，濂溪书院结束教学，民国初改为濂溪小学。新中国成立后，原址建起江城第八小学，书院建筑尽毁。如今，该地变为江城区文化馆、图书馆。虽然现代建筑已将昔日书院的痕迹层层掩盖，但其“景仰先贤、培养卓然之才”的精神内核，早已融入阳江的文化基因。
名士沈思孝对阳江的影响同样深远。在东关巷教工招待所附近，一块“‘鼍城行大运’民俗活动”的介绍牌上，“借山书院”的名字提示着沈思孝与阳江的深刻联系。沈思孝贬戍广东神电卫期间，时任驻阳江办公的肇庆府海防同知蔡懋昭，敬仰其文才气节，除了请他题尊经阁记外，还请他到阳江给士子们讲课。蔡懋昭捐俸在城东南永泰坊建“借山亭”（又称借山书院），成为理学讲习所。其名“借山”，既因亭借山景，更寓“借”沈思孝（号继山）讲学之意。后阳电参将杨瑄将借山书院移建至崇善坊。自万历七年（1579）抵戍至十一年（1583）复职，沈思孝在阳江讲学约四年。
想象当年借山书院内，沈思孝讲授的不仅是经义，更展现着“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大批士子正襟危坐、屏息聆听，胸中激荡着对气节的向往。沈思孝复出后官至右都御史，其思想气节深刻影响了阳江后世学子，其故事在阳江流传千年。
除了濂溪书院、借山书院，阳江城一带还有南恩书院、千乘书院等，与遍布城乡的义学、文社共同构成了多元立体的教育网络。
南恩书院由晚清书法家、教育家邓琳于同治九年（1870）在阳江城南门外字祖庙之左（今江城区第四小学）集资创建。邓琳曾在《南恩书院碑记》中殷切写道：“我阳江多士蔚兴，甚远乡有志砥砺者，半多来城择师取友，广设学校，庶为宏育人材之资乎！”南恩书院的设立，推动了阳江文教事业的发展，邓琳主讲“濂溪”“南恩”各书院多年，培育了不少人才。
千乘书院则是清末时由阳江文化名人、教育家梁观喜修建，位于阳江县城南门街梁氏宗祠前。相传，梁氏先祖在汉景帝时曾被追封为“千乘侯”，故此才有“千乘侯祠”，后来变成阳江梁氏族事活动中心场所。据钟元照介绍，千乘书院门前两边设花圃，走廊是骑楼式，进去两边是书舍，再向前是院落，一棵鸡蛋花树下摆放石台、石桥凳，很是典雅。1950年，千乘书院、梁氏宗祠和相邻的李氏祠堂（当时已开办“介龄小学”）合办“阳江县第二小学”。
阳江义学，兴盛于清。义学用地方公款设学，培养地方子弟，清代阳江县共有义学9所，其中城内2所，包括兴江义学、鼍江义学。文社是为培养当地文人应试而设，多延师掌教，每年举行考试择优奖励，清代阳江县自嘉庆始共有文社15所，阳江城内3所，包括石觉寺文社、江北文社、同敬文社等。
义学与文社如今也是难觅踪迹，但听着学者的讲述，士子苦读的身影似乎就在眼前。义学里，士子们衣着简朴，甚至打着补丁，却神情专注，闻鸡起舞，书声琅琅；文社里，众人三五成群，切磋文章，凝眉苦思。这些地方的存在，不仅为寒门学子点亮了求学的灯火，更以润物无声的方式，为阳江沉淀下崇文重教的根基。
从濂溪书院的周敦颐洗冤泽物、理学开山，到借山书院的沈思孝直谏戍边、讲学传道，再到历代名宦鸿儒的勤政兴文，阳江这片土地，因儒家思想的浸润与士人气节的滋养，积淀下深厚的文脉。
东关巷，斑驳的墙边立着“‘鼍城行大运’民俗活动”展板。“借山书院”曾位于东关巷一带。
光绪三十一年（1905）九月，清政府诏令废除科举，宣告延续千年的选官制度终结，那曾因赶考士子云集而喧嚣鼎沸的“考棚街”，骤然归于沉寂。然而，旧制度的落幕，正是新教育萌芽的契机。
次年，阳江知州林翊审时度势，将空置的考棚旧址，改造为“阳江直隶州官立两等小学堂”。初等与高等小学堂相继招生，新式教育的种子迅速播撒。短短三年间，全县初等小学堂激增至64所。1912年阳江复县，该学堂几经更名，最终于1933年8月迁入阳江学宫，成为今日江城一小的前身。
新式教育的勃兴，亟须师资力量的支撑。1916年8月，在旧考棚东侧，阳江县师范学校应运而生。日后享誉画坛的关山月、许章衡、谢天赐、陈章绩等大师，他们的艺术启蒙之路，便是在此开启。行走在今日的卜巷街，虽已难觅当年校舍的踪迹，但历史的回响仿佛仍在诉说那段为现代教育筑基的岁月。
阳江教育近代转型还离不开两位开明士人的努力。光绪三十年（1904），台湾台南籍进士许南英（现代作家许地山之父）调任阳江同知。他思想进步、锐意革新，1904年毅然选派本邑举人何铨譝、陈德鑫，禀生敖昌礼，附贡敖昌忠、敖梓龄、梁锡管等六人，东渡日本考察教育。这批先驱远赴东瀛，带回了现代教育的理念与方法。而与他们并肩奋斗的，是同样辞去翰林院编修高位、一心开启民智的姜自驺。他力主派遣留日考察团，并积极协助许南英进行旧学改制：将南门街千乘书院改为统筹教育的学务公所，将濂溪书院改为培养师资的阳江师范传习所，并亲任两所所长。从朝廷翰林到地方师者，姜自驺的转身，深刻诠释了近代知识分子投身教育救国的情怀与担当。
在古城深巷之中，另一盏照亮近代阳江的文化明灯悄然点亮。步入江城区水埒街，一座饱经沧桑的两层砖木瓦房默然矗立，这便是曾享有盛誉的孝则图书馆旧址。钟元照介绍，该图书馆由乡人梁庭楷（1847-1923）于1917年创建（初名阳江图书馆）。梁庭楷一生热心慈善事业，曾与姜自驺创设赈济救荒的“书年社”，在灾年用自己的财力和水田生产的稻谷在阳江赈灾。又在阳江城设立“育婴堂”，收养社会上的弃婴。
梁氏家族素来重视文化教育，在清末民国风雨飘摇的时期，梁庭楷也意识到开启民智的重要性，于是他决定开办阳江图书馆，将家中珍藏的5000卷书全部捐出来，还托人入股上海商务印书馆，将年利息全部用于添置新书。1924年，其子为纪念父亲，将阳江图书馆更名为孝则图书馆。鼎盛时期，孝则图书馆藏书逾十万册，与广州万木草堂、潮州天啸楼、惠州丰湖书院并称“广东四大私办图书馆”。
触摸着斑驳的墙砖，凝视着破旧的窗棂，仿佛能穿越时空，看到当年馆内的景象：这里是知识的殿堂，在书籍匮乏的年代，免费向所有渴求知识的人敞开大门。国画大师关山月、音乐家何士德、油画家苏天赐、语言学家黄伯荣、历史学家戴裔煊等一代俊彦，早年都曾在此孜孜不倦地汲取养分。这里更是新思想的熔炉，图书馆积极订购《新青年》《东方杂志》等进步刊物，引进鲁迅、郭沫若、茅盾等新文学作家的著作。同时，它也为地方文化传承提供了坚实支撑，编修《阳江志》所需的大量典籍便仰赖于此。
然而，这座文化宝库也历经劫难。收藏家陈泽满介绍，1941年日军侵占阳江，焚掠馆藏，珍贵典籍惨遭损毁或劫掠；1945年7月14日，日军第二次入侵阳江，把馆中书籍撕毁，种种罪行令人发指。解放战争时期幸得解放军四野部队封存保护，但后续又经历图书调拨、“文革”，藏书严重散佚。所幸文脉未绝，1990年阳江市图书馆成立“孝则古籍部”。
孝则古籍部负责人、副研究员钟劲松介绍，该部2011年被定为省首批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精心守护着从原馆转移来的11000多册线装古籍，其中《古文淵鑒六十四卷》《通雅五十二卷首三卷》《納書楹南柯記全譜二卷》入选第一批、第二批广东省珍贵古籍名录。
从考棚街沉寂到新式学堂书声琅琅，从留日先驱跨海求索到师范艺苑培育英才，再到书楼灯火照亮思想前程，近代阳江教育在时代巨变中完成了艰难的破茧。
漠水汤汤，弦歌不绝。回望千年文教事业的发展，这条文脉流淌的，远不止是知识本身，更是一种根植于水土的精神：寒窗苦读时对“鲤跃龙门”的朴素期盼，面对权力时“视听自民，鉴观有赫”的清醒自持，身处困境时“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的凛然风骨。正是这些由一代代师者学子用生命实践浇灌出的精神根系，滋养着阳江，使其在岁月的长河中，生生不息、傲然挺立。
阳江市图书馆“孝则古籍部”收藏的珍贵古籍。
说明：文中除引用历史文献外，还参考阳江市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著《鼍城史话》，特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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