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潘文祥

冬天的夜似乎比别的季节要长些，也静得深。凌晨一梦醒来，睡意全无。忽然地，心里浮起一个极清晰的影像来——不是今晨的，是许许多多个旧日清晨的。那时我还小，蜷在暖烘烘的被窝里，朦朦胧胧间，时常听见母亲在上房床用一种梦还未全醒、飘忽的语调，似乎对父亲又像是自言自语地说：“我又梦见孩子的外公了。还是老样子，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青色长布衫，在家里织着篾，看见我既不搭理，也不说话……”

母亲的话音总是到这里就淡下去，余下的，是更长、更空的静默。感觉父亲也醒了，没有搭腔，窸窸窣窣地披起棉袄，支起半个身子靠在床上抽起烟来。那时的我，不懂那静默里载着多厚重的思念。只觉得，那是母亲又想外公了。父亲呢，或许随着氤氲的烟雾也沉浸在往事之中吧。

母亲是外公最疼爱的小女儿，外婆去世早，鳏居的外公经常来我家。那时，我们家生活比较拮据，外公总是想力所能及地给我们一点接济。每次过来，他会带上一些自己种的新鲜水果、蔬菜，或者亲手编织的精巧实用的小竹篮。我所见到的祖辈只有外公一个，小时候总盼望他来我家。可是外公那时年事已高，而我尚幼，他留给我的记忆并不多……我翻个身，又沉进自己无忧的梦里，将母亲和她那句未完的、带着惆怅的话，一同关在了梦外。

如今，我才算是懂了那静默的全部。因为我也有了那样倏醒的清晨，也有了那欲言又止的梦。母亲已经走了三十年了，我也到了她当年向我讲述梦境的年纪。我在冬日里一梦早醒，梦见母亲旧时的模样。她在昏黄的灯下缝补衣裳，在灶间升腾的热气里回过头来唤我的小名。她不说话，只是望着我，那眼神里，有我所熟悉的慈爱，仿佛又添了些我当时未能看懂的、淡淡的东西。是什么呢？是怜悯吗？还是对这人世同样悠长的、一言难尽的洞悉？

醒来后，那梦便碎了，像水面上的月亮，一触就散成动荡的、抓不住的光纹。留下的，只有这满屋越来越亮、不容分说的白光，和自己沉在肺腑深处的呼吸。这才知道，母亲当年的想念，到了我这里，酿成了更复杂的滋味。

五十来岁的早醒静悄悄的，像潮水退去后，裸露出的广漠的沙滩。身与心，都有一点被掏空了的倦怠。头脑格外清明，清明得有些残忍，将前半生的账目，一笔笔映照在苍白的天光下。那些曾经幻想永恒的种种，青春、情爱、健康，此刻看去，竟都蒙着一层易碎的微光，像昨夜凝结在玻璃窗上的白露，太阳一出，便知是留不住的。

母亲当年的早醒，大约也是这样的心境吧。只是她的疑惑与追索，或许更纯粹些，指向的是血脉上游那已然干涸的源头，是对生命来处的一种执拗回望。而我辈的感伤，却要芜杂得多。我们回望，不仅望见父母渐行渐远、最终隐入时光雾霭的背影，也望见自己身后那条来时路上深深浅浅、歪歪斜斜的脚印。我们前瞻，前方已非一望无际的开阔地，路的尽头影影绰绰，已然能望见一座所有人都必须经过的、名为“衰老”与“终点”的关隘。于是，对人生的感悟，便也从青年时激昂的“建功立业”，沉潜为一些更私人、也更接近生命本质的细碎体认。忽然懂了为什么古人爱在中年以后寄情山水、沉湎金石。那并非全是闲情逸致，或许更是一种迫切的“留存”——与永恒之物建立联系，以对抗自身速朽的恐慌。我也忽然理解了母亲反复讲述的那个关于外公的梦。那不仅是对亲人的思念，更是她在那件“洗得发白的长衫”上，所能抓住的、关于自己生命起源的具体、温暖的凭证。人到了知天命之年，轰轰烈烈的创造欲或许会消退，但那种确认自身存在、梳理生命脉络的渴望，却会异常强烈起来。我们开始热衷于怀旧，整理老照片，拜访故人，甚至只是静静地摩挲一件旧物，都是在进行一种无声的盘点与确认：我走过这样一条路，我见过这些人，我被这样爱过，也这样爱过。这一切，都不是虚妄。母亲终其一生，都在用她的梦，去触摸、去温暖那件记忆中的长布衫。而我现在，不也正是如此吗？在这冬日早醒的孤清里，用尚有余温的梦，反复描摹母亲旧时的影像。这便是人生吧，一代一代，用绵长的思念与愈来愈深的了悟，作着传递，也作着告别。

这感悟里，自然也生出了豁达，只是这豁达的底色，是苍凉的。它不再是“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而是“草木本无心，风月不关情”的了然。开始学会与不完美的自己和解，与未竟的梦想告别，与生命中必然的遗憾共存。就像接受这冬日早醒的常态，不再焦躁地逼迫自己重新入睡，而是就着这渐亮的天光，与自己的思绪和平共处。也忽然发现，能真正让心绪宁帖的，不再是远方的喧嚣与繁华，而是近处的一些极具体、极微末的事物：一壶茶由烫转温的妥帖，一盆绿植抽出新芽的欣喜，甚或是，记忆中母亲在类似这样的清晨，那一声悠长而满足的叹息。

早醒，或许真是步入某种人生节奏的开始。但这节奏，未必全是衰颓的挽歌。它也可以是生命进入另一重境界的序曲——更内省，更懂得珍惜，更能于平凡琐碎中，咂摸出生命本真的滋味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