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良富保留的参加1987年高考的准考证、分数条。

年年高考，今又高考。每逢高考时刻，我都怀着一颗感恩、敬畏之心，是高考让我们兄弟仨改变了命运。

1977年的那个冬天比往年都要温暖，我国恢复受“文革”冲击而中断了十年的高考制度，改变靠推荐上大学的高校招生办法，推行德智体全面发展、择优录取的新招生制度。恢复高考的招生对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

那时，我哥哥已经从双捷高中毕业两年，回到家乡石漩村做砖瓦窑活赚工分。听到恢复高考的喜讯后，他骑单车到15公里远的双捷镇教办报名。哥哥一边干农活，一边抓紧复习。那时没有复习资料，他从旧书摊上买回几本烂了书皮的《代数》《几何》等，就参加了1977年的高考。分数公布后，他榜上有名，随后参加由镇教办统一组织的上线考生体检。但好事多磨，那时政审十分严格，由于家庭成分是富农，哥哥的大学梦破灭了。

1978年6月，不气馁的哥哥重新报名，再次参加高考，以高出录取线60分入围。但体检时验出色弱，最后被阳江师范录取，虽然这样，他还是咱们村恢复高考后的第一个中专生呢，后来当了一名勤勤恳恳的人民教师。

我1982年夏天从双捷中学初中毕业，考入当时面向全县招生的两阳中学。当年的两中，可谓百废待兴，校内还有一座抗日战争期间被日军飞机轰炸后只剩半边木地板的危楼。1985年夏天，我以高三应届生的身份参加高考，当时的录取率不足10%，并且要提前预考，预考过关才有资格参加高考。高中时我是校学生会干部，课余纪律检查工作多，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业成绩。由于基础知识不扎实，出师未捷，当年高考名落孙山。父母没有责怪我，鼓励我继续回校补习。1986年，我又鼓起勇气回到母校复读，可因为英语是我的蹩脚科目（我中考英语仅8分），这一年我的高考分数为362分，又一次与高校无缘。

在我情绪低落心灰意冷的时候，哥哥及时鼓励我。他教我复习要有策略，扬长避短，尽量在保持优势科目的基础上平衡发展，力争攻下英语关。

1987年7月7日，我第三次参加高考。这天早上，我和同学在两中吃了两个馒头加一碗白粥，在班主任林业秀老师的带领下，步行到阳江一中考场。大家在阳江一中行政楼前的大榕树下集中，林老师逐一点名后，目送我们进入试室。当时正是夏日蝉鸣的时候，阵阵蝉叫声响亮地传到寂静的考场，为了不影响考生安静做题，一中考务室还派工作人员用竹竿驱赶鸣蝉。

付出汗水终究有收获，这一年我的成绩如下：政治74分，语文74分，数学90分，物理67分，化学75分，生物43分（满分75分），英语58分，总分481分，刚好超过大专线2分。我终于上线了，乡亲们奔走相告，父母额上的皱纹也慢慢舒展开来。

我的身高174厘米，达到警校录取标准，但由于平时用眼不注意，躺着看书，高考体检时，左眼近视150度，右眼250度，未能进入仰慕已久的警校。最后就读广东教育学院（今省二师）生物专业，是当时阳江县教育局的委托代培生，县教育局每年为我们缴交2500元学杂费的50%，我自己则出另一半，县教育局每月还为我们提供25元伙食费，合同规定要回阳江当老师，不能反悔。临上学报到前的那天晚上，母亲一直在厨房忙碌着，为我烙番薯饼。翌日早上，我坐在父老乡亲准备的牛车上，背包里塞满了保留着母爱余温的番薯饼。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说好了不送我免得伤心的母亲，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站在村口的大榕树下了。我回过头来，哽咽着强忍泪水，一路颠簸，默默地注视母亲的身影消失在视野尽头。

1989年夏天，我结束两年专科学习毕业了。我回阳江市人事局报到，后分配到平冈漠南中学执教四年。1993年秋天，我回到母校两中执教至今。可以说，是两中培养了我，我也把青春奉献给了两中。

1993年，18岁的弟弟从两中高中毕业后也参加了高考，后来被江门技工学校录取。他精通电器安装与维修技术，现在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老“电工”。

如果有人问我，改革开放40多年来，感触最深的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是恢复高考让我们兄弟仨改变了人生的命运。是高考让我们从山旮旯的农村娃成了城里人，让我成为一名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