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家康像

郑家康故居 陈建华 摄

■ 阳江日报记者/黄仁兴 梁小可 费先霞

   通讯员/梁  云

雨歇云散，碧空如洗，南海之滨的阳西县程村镇陇石村，在静谧中透着历史的厚重。沿着乡间小路蜿蜒前行，一座青砖灰瓦的老宅静静伫立。古旧的木门与苔痕斑驳的檐角相互依偎，仿佛在诉说着百年人间沧桑与变幻。这里，是阳江革命英烈郑家康的故居。

随着一些历史档案的解密和相关部门的深入考证，隐蔽战线充满传奇色彩的郑家康烈士的事迹，逐渐浮出水面，并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七一”前夕，记者怀着崇敬之情，走进郑家康的故里，追寻他被岁月尘封、始终对党忠诚的革命人生。

热血青年，心怀家国

1900年，郑家康出生于阳江直隶州程村乡石牌沙岗村（今阳西县程村镇陇石村委会沙岗村）。其父曾读过几年私塾，与他人合股经营着一间农村小杂货店，家境相对优渥，一直希望自己的独子郑家康能通过读书走上仕途。11岁时，郑家康踏入石牌希元初等小学堂，开启了求学之路。

在陇石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郑昌羡的带领下，我们来到石牌希元初等小学堂旧址。这里原是一座祠堂，虽历经百年风雨的洗礼，但门口石柱上刻着的对联“漠海开基，荥阳衍派；琴山毓秀，乑水朝宗”，字迹依然清晰可辨。“老一辈的人都说他从小天资聪颖，思想活跃。他接受教育以后，成绩一直优异。”郑昌羡说。 

郑家康的故事，在村民之间口耳相传。84岁的村民郑廷义说：“听说蒋介石让他投降，他宁死不屈，一心忠于共产党。”村民李启说：“村里的大人小孩都听说过郑家康的事迹，他是去法国留学、最早参加革命的人员之一。”

1914年，郑家康离开家乡程村，前往阳江县城读书。1917年8月，他凭借优异成绩考入阳江县立中学，次年还担任了学生自治会会长。他深知上学机会来之不易，学习之余，便到一家小报社兼职。这段经历让他开阔了视野，了解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实情。1919年，“五四运动”如一声惊雷，在中华大地上激荡起风云。郑家康深受感召，他不仅带头投身家乡的反帝爱国浪潮，还奔赴广州，参加反对日本“二十一条”的罢课示威运动，充分展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

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1919年至1920年，国内掀起了一股留法勤工俭学的高潮。郑家康怀着“科技救国”的理想，通过层层遴选，考取广东留法勤工俭学名额。

郑家康回家与父母商量出国留学之事，父亲因担心他的安全而极力反对。无奈之下，他向岳父谢木本求助，得到了岳父的大力支持，并资助他盘缠。1920年6月28日，他与同乡青年郑家珠、郑道麟等人一道，在香港对面的九龙登上从上海驶来的法国轮船“博尔多斯号”，远渡重洋，踏上了赴法勤工俭学的征程。

远渡法国，信仰升华

由于从事隐蔽工作的特殊性，郑家康的革命事迹在大半个世纪里迷雾重重。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关心与重视下，郑家康烈士生平事迹考证课题组奔赴全国各地，寻访相关的当事人后代，收集重要手稿，并赴北京、上海、南京等地查找档案，使该项工作取得了重大突破。

“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努力，我们进一步明晰了郑家康早年生活、留学等方面的情况，廓清了他惊心动魄而初心不改的传奇一生。”阳西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谭影介绍道。

根据历史档案的记载，1920年8月4日，郑家康和郑家珠等人搭乘“博尔多斯号”抵达法国。在巴黎华法教育会报到后，他们被安排进蒙达尔纪公学补习法文。这是中国留法学生最早进入、入校人数最多的一所中学。在这里，郑家康结识了蔡和森、李维汉、李富春等早期革命者。在他们的影响下，他开始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探讨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考察欧洲各国工人运动和社会制度。当时，郑家康认为国家积贫积弱是因为工业落后，于是将学习方向定为工业知识。他还积极参与留法学生的斗争，亲历了争取生存权、求学权的“二二八运动”。

作为郑家珠的后人，59岁的郑华生说，他曾多次听郑家珠回忆和郑家康在法国的事情。在蒙达尔纪公学读书时，郑家康对郑家珠说：“你以后是要回中国工作的，不如读农业，为国家农业建设作贡献。”郑家珠经过深思熟虑，接受了郑家康的建议。

1921年2月底，郑家康转入私立的法文研究所学习，在这里又补习了7个月法文。9月，他进入索米尔工业学校，主要学习电学、机械绘图等课程，并实习铁工。1922年，他担任广东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会评议长、总干事，展现出了卓越的组织能力。一年后，他又在索米尔骑兵学校军事预备班学习骑马、射击等技能。在索米尔读书期间，他广泛研读《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国家与革命》等马列主义著作，逐步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1924年4月，郑家康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先后担任巴黎支部组长、宣传干事、书记。7月13日至15日，郑家康出席了在巴黎召开的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代表大会。9月25日，团旅欧区委决定在宣传部下成立编译委员会，郑家康是8名组成人员之一。1925年2月，郑家康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中共旅欧支部直属技术书记。

当“五卅惨案”的消息传至法国，郑家康积极投身旅法华人援助上海反帝国主义运动，负责印写刊物等宣传工作。1925年6月，郑家康等7人被法国政府作为政治犯驱逐出境。

在法国留学的5年里，郑家康不仅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更完成了从“科技救国”到“革命救国”的信仰升华。

留苏学习，投身革命

被驱逐出境后，根据中共中央的命令，郑家康经苏联回国。1925年7月，他经德国进入苏联。抵达莫斯科后，中共中央又发来命令，让郑家康与旅欧归国团部分成员留在苏联学习。他先进入莫斯科郊外的秘密军事训练班，与朱德、刘鼎等同志一同学习军事技能，共同钻研战术，进行军事实验。

1926年4月，秘密军事训练班结束。郑家康、刘鼎等人留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普通班）继续学习，主要学习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国际共运史、社会学等课程，还学习一些马列主义原著。在这里学习1个月后，郑家康转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凭借良好的语言基础，他的俄语学习进展较为顺利。1927年6月15日，他被莫斯科中山大学教学部门聘为翻译，在当时苏联记录中国留学生的档案里，显示其月薪为50卢布。

教学部门的翻译工作至关重要，主要是翻译苏俄教师的讲义，或在课堂上直接进行中俄互译。外出参观考察时，他也负责随行翻译工作。由此可见，郑家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俄文水平得到了校方的认可。

除了担任翻译工作，凭借过人的语言能力和忠诚信仰，郑家康还加入了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格伯乌），专门负责华人方面的情报侦察工作。在此期间，他还介绍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安娥（原名张式沅，又名张英）进入该机构工作。这段经历为他日后回国从事党的隐蔽战线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28年10月，郑家康辞去莫斯科中山大学教学部门翻译职务，随后回国。

加入特科，勇当尖兵

1929年，郑家康从莫斯科回到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当时，上海中共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他积极寻找党组织，身上的钱花光后，一度陷入困顿，幸得同乡相助才得以维持生活。后经过多方努力，郑家康终于找到了党组织，并加入中共中央特科二科（情报科），科长是陈赓（化名王庸）。1930年初，刘鼎也从莫斯科回来，担任该科副科长。中央特科是党在危难时期，由周恩来同志领导创建的我党首个专门情报保卫机构。

当时党的经费十分困难，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郑家康不怕脏、不怕累，先后干过码头工人、油漆工、修理工、水电工等多种工作。

在特科期间，郑家康与刘鼎、吴先清夫妇，安娥等同志在一个院落居住，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工作关系。他们与敌人斗智斗勇，为保卫党中央机关和情报传递作出了特殊贡献。

得知郑家康已回国，岳父谢木本为了解开亲家对自己支持女婿出国的怨气，只身来到上海。岳父以“双亲思子、媳妇望夫、生女未谋父面”为由劝他回家，他坦言：“因政治色彩鲜明，回乡诸多不便。”翁婿二人合影作为留念之后，谢木本无奈只身而返。

特科工作的性质，决定了郑家康只能舍小家为大家，严守党铁的纪律。但郑家康始终牵挂着家乡和亲人。他怀着无比的愧疚，托人给女儿带回了三封情意深长的家书，里面写道——

“红的小孩，是初升的太阳。从黑暗的长夜，开始走到光明的世界。旧的境地现在崩坏了，逼得要走到新的地方去。我们在造桥，很快会把你——红的小孩，引导过对岸的乐园里……”

“我离家已多年了，使你们天天望，只管望，难过，我也当然知道，不过实在没有办法。屋顶未曾盖好，下不得地来。我们现在正在做着一张大蚊帐，等这张大蚊帐做好之后，你们青年人再不要受蚊子咬了……”

郑家康在信中用“造桥”“做张大蚊帐，青年人再不受蚊咬”这样隐晦的比喻，向女儿诉说自己投身革命、为人民谋解放的远大志向，字里行间充满了父爱的温暖，也流露出对新社会的无限憧憬。

1931年4月，上海中央特科遭遇重大危机，保卫和行动科科长顾顺章被捕，随即叛变投敌。10月，郑家康与刘鼎先后被捕，均被关押在上海龙华监狱，后又转解至南京陆军监狱。为了保存力量，经党组织批准，他们采取特殊的斗争策略——假自首真潜伏，从而获得了继续为党工作的机会。

深闯虎穴，壮烈牺牲

在南京与敌人周旋期间，郑家康以顽强的意志，顶住了威逼利诱。他忍辱负重，不顾个人安危，在敌人的心脏里战斗，等待时机痛击敌人。

1932年9月，陈赓回上海养伤。翌年3月24日，陈赓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后被禁闭在南京宪兵司令部一幢小楼里。郑家康根据中央特科意图，设法向陈赓传递组织的营救信息，并配合中央特科成功实施营救计划。

1933年7月，郑家康利用与国民党复兴社头目康泽（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的关系，进入其在南昌筹办的“中央军校驻赣暑期研究班”，任教官一职，意图寻找脱身或瓦解敌人之机。开始时，康泽对郑家康十分信任，认为他是个有特殊办法的人，给他特别优厚的待遇。但他对康泽交办的事务往往应付处理，让康泽渐渐产生不满。1934年，郑家康奉命随其通讯股长到上海采购通讯器材，采购完毕后，郑家康逗留南京，试图摆脱康泽控制，不幸在南京再次被捕，被寄押到江西星子县监狱。

1935年获保释后，他随康泽组织的“西康考察团”由重庆前往成都。在离开重庆前，郑家康与谢宣渠（也在“中央军校驻赣暑期研究班”任教官，二人均受康泽手下监视，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内务部参事）密商，将计就计随考察团到西康，设法与当时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取得联络，鼓动刘文辉夺取四川的地盘，策动其内部分化。到了成都，郑家康通过四川人何为钦（康泽的学生）介绍，与刘文辉取得联系，并借助刘文辉提供的财力和人力从事反蒋势力活动。

1936年春，因叛徒告密，康泽下令其在成都的别动队第六大队，派出50多人包围了郑家康的藏身之处。郑家康宁死不屈，拔出手枪拒捕，击毙康泽的亲信副官。然而，在敌人密集的火力下，他居住的房屋起火，郑家康趁机焚毁所有机密文件。最后，他寡不敌众，身中数弹，英勇牺牲，年仅36岁。

“我祖父对郑家康烈士牺牲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在他的自传和其他材料中，几十次提到郑家康烈士牺牲的情况。他和郑家康烈士是很亲密的战友关系。”谢宣渠后人谢惊雷说。

郑家康以他一生对党的忠诚，在隐蔽战线上，以非凡的智慧、巨大的勇气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放弃与家人团聚，在刀尖上行走，把自己的名字和照片封存在绝密档案里。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郑家康家人收到中央人民政府颁发的《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郑家康的革命传奇事迹才大白于天下。随着考证的深入，如今更多细节被逐步解密。

郑家康生长于国家危难、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那时的阳江同样是贫穷落后。如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家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漠阳大地也焕然一新，生机勃勃。可以告慰郑家康烈士的是，他在家书中所提到的“造桥”“做蚊帐”的愿景，早已成为现实。他的革命精神，正化作家乡人民建设美好家园的强大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