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春联迎新春。（图片由AI生成）

□ 李宗君

腊月一到，风便染了橘黄。

站在江城一小(阳江学宫)大门口，能感觉到风是从青云路那头刮来的。穿过青石板的老街，绕过飞檐斗拱的大门，钻进衣服领口，风里带着一股墨汁的味道。我蹲在学校门口，仰头看着电工、门卫和体育老师用长长的竹竿搭棚，看入了迷。

再过几天，这里就要开始售卖春联了。

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阳江，我们都是在一小教工宿舍长大的孩子。每年寒假前一周，陈校长就在教师大会上宣布：“老规矩，一放假就开始写春联，立春开档卖春联。”

巍峨古朴的大成殿，平日里是老师们集中办公的地方，一放假便成了挥春作坊。老师和家属自愿参加，把十几张办公桌拼成巨案，铺上毛毡，上面堆满橘黄色的“金纸”——这是阳江特有的春联纸，洒了金粉的橘黄底子上方留一截白，像给每个联戴了顶雪帽。

全校毛笔字最好的校领导和老师出马，当挥春写对的大师傅。其他老师负责裁纸、分类。家里搞印章的左老师和美术老师负责刻“广钱”。“广钱”是广东人特有的记忆，五张纸贴在横额下面，寓意五福临门。“广钱”一般不写字，为了更显美观，老师们会用刻刀刻些花纹图样在上面。

我们小朋友则负责牵纸。别小看牵纸，也算一门技术活。“写好了！”莫老师一声令下，我和另外一个小伙伴各执对联一端，小心翼翼后退。我们必须步调一致，力度刚刚好。力气大了会把纸撕裂，力气小了墨汁易流散。一副副对联平铺在地上，不一会儿，大成殿的青砖全被遮掩，满眼都是橘黄与墨黑，像一张巨大的拼图。

教音乐的谢老师裁纸手势极美，大木尺子一压，裁刀“嘶啦”一声，纸边齐整如线。对联按字数分堆：四字“花开富贵”“金莺报喜”，七字“天增岁月人增寿”“福照家门万事兴”……横批“出入平安”“五福临门”则另外叠成一堆。

灵活的小孩子是流动的工蚁。除了牵纸，还要倒墨汁、递糨糊、端水。童年的我们是不觉得累的，只觉得充满了参与的成就感和对过年的期盼。

腊月十五，学宫大门口的棚子搭好了。青竹为骨，红布为顶，三面围着红白蓝的塑料布，正对着人气极旺的阳江成衣一条街“青云路”。教体育的左老师和电工强叔在棚顶挂了一排红灯笼，风一吹，宫灯灯笼转起来，露出里面的喜庆“福”字。

录音机也搬出来了。卡带一放，《财神到》的音乐炸响整条南恩路。“财神到，财神到，好心得好报！”接着是《迎春花》：“好一朵迎春花，人人都爱它……”这些歌要循环播放半个月，直到年廿九收档。

开档当天，买对联的人潮从清晨便开始涌动。那会阳江人都喜欢来学宫买对联，“走出学宫，青云直上”，说这样一年都会顺。“要一副大门联，‘国强家富、人寿年丰’！”“我家横批要‘前程似锦’！”“有没有‘一帆风顺’？我儿子明年跑船。”

我们小孩子负责找对联。顾客报上要求，小伙伴们便钻到后面分类好的对联堆里翻找，找到后递给前面的大人。站在柜台前的老师们小心卷好，用红塑料绳系好，收钱、找零。人多时，得同时应付五六个人：“阿姨稍等！”“靓仔莫急！”“就来，马上找！”

一天下来，手指被对纸染红，鼻尖眉毛也总是沾着金粉，但我们都乐此不疲。我知道，这些辛苦会变成分红，变成新衣服，变成小钱包里的零花钱，还会变成妈妈说的“存够一千块就买的大冰箱”。

年廿八，年味浓到化不开。棚里的对联已经卖得七七八八。莫老师他们还在赶最后几副大对联，墨汁溅到眼镜上也顾不上擦。张老师的手指被纸割了好几道口子，贴着胶布继续干。我们小孩子个个精神亢奋——明天就分红了！

年廿九下午，一声“恭喜发财”送走最后一位顾客。大家开始收棚，红布拆下，竹竿归拢，录音机终于安静了。大成殿里，对联小山变成了地上零星几张残纸，空气里弥漫着墨香、金粉和汗水混合的气味。

傍晚，全体人员在学宫操场集合，最激动的时刻来了。会计阿姨念名字发信封，厚薄不一。轮到我家时，妈妈接过信封，捏了捏，嘴角扬起。回到家，妈妈高兴地对爸爸说：“一百五十三块。”一百五十三块，那时候妈妈一个月工资才六十多！

晚饭后，爸妈把信封里的钱又数了一遍，抽出两张散票：“阿囡辛苦了，这是你赚到的分红。”我捏着两块钱，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孩子。

除夕早上，我穿上爸爸买的绿色带小狗图案的绒大衣，橙红色灯芯绒裤子，红皮鞋，口袋里装着小钱包，里面有两块钱和几张毛票。我威武地站在家门口，等待爸爸的战友马叔叔过来拍照。马叔叔是战地记者，有当时最好的相机和最好的摄影技术，每年回家探亲都会过来给我拍照。“咔”一声响，最美好的童年时光被定格下来。

很多年以后翻阅旧相册，照片上的我背后的对联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那些字句在时光里晾干，陪着年幼的我走过春夏秋冬，然后在又一个腊月，被新的橘黄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