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冯瑞洁

五月以来，外婆、爷爷、奶奶的腿脚痛、腰椎痛接续发作，不能站立自由行走。这一个多月，我在家、单位、医院、老屋之间奔走，无闲读书，唯一认真读了林贤治先生的《青萝集》。

《青萝集》是一片由序跋构筑的天地，恰似一座独特的岛屿。序与跋，本来是书的边缘，是正文之外的补白。但林先生写序跋，从不作敷衍的溢美之词，在书的边缘深耕，就像苏州园林的借景手法，围墙本是界限，却因开了漏窗，反成了无限。

翻开书页，每一篇序跋就是一首散文诗，流淌着诗一样的语言，时而舒缓，时而激昂，裹着内心炽热的情感。《青萝集》很好地呈现出林先生写作的三个词：自由、乡土、鲁迅。

他写自己的写作心境，“为了心灵的自由表达自己的不自由”，质朴而深沉，瞬间击中灵魂深处对自由与表达的渴望。他写《故园》，“整部历史是喧嚣的、冲突的、撕裂的，即如一条浑浊的河流，常有不测的风涛兴起。”故土故人故事在笔端沾满忧愁，雾霾般包围了他。他为《烙印》作序，深刻揭示：“历史不可能为沉默的人们作证。”正如失去记忆的族群，注定要受到时间的惩罚。

《青萝集》中，他始终关注知识分子的命运与精神还乡，目光如炬，审视着时代的弊病。他论及知识分子的公共性，“反强权、反体制、反潮流，以及平民主义的立场”，字字掷地有声，为知识分子应有的风骨与担当立下标杆。在他的文字里，人类的自由、平等、正义是高悬的星辰，指引着思想的航道。他策划丛书，着眼“人的生存境遇”，从那些“中午的黑暗”中，挖掘人性的复杂与抗争。

他谈得最多的依然是鲁迅，“鲁迅以自己的著作向人类历史证明：在二十世纪中国，至少存在过一个不愿做奴才也不愿做奴隶的人”，寥寥数语，却似重锤，砸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界，高度清晰地勾勒出鲁迅的核心精神，简洁有力，振聋发聩。“对我个人来说，多出一个鲁迅或是少了一个鲁迅是大不一样的。”在《一个人的爱与死》序文中，林贤治由衷感慨，正是在阅读中认识了鲁迅，当身处困厄时，才不至于迷惘，还神迹般地有了坚持的确信。不管鲁迅先生被神化成一个顶礼膜拜的蜡像，或被贬损为“一块难啃的老骨头”，又或是吵嚷鲁迅已经过时，部分作品被从教科书上撤除，林贤治都从没停下追蹑先生的脚步。因为在中国，鲁迅是使他确信的一位真正能为中国的进步和底层大众的命运着想的知识分子。

读《青萝集》，我自然就想到了鲁迅先生的《野草》。一为序跋，一为散文诗，看似相隔甚远，却在精神的荒原上遥相呼应。《野草》诞生于“铁屋子”即将崩塌的前夜，鲁迅的笔是投向黑暗的标枪；《青萝集》成书于改革开放后的思想浪潮中，林贤治的文字是在新的历史迷雾中竖起的路标。他们都以文字为刃，试图划开蒙在时代脸上的纱幕。

《野草》是鲁迅的独语，是深夜烛火下的自我啮咬，是“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锋刃。《青萝集》则是林贤治的对话，是与书籍、与思想者的辩难，是“站在边缘，却说出中心”的清醒。鲁迅的野草，生于荒芜，带着血的铁腥和不屈；林贤治的青萝，攀援书脊，却自有其倔强的筋骨和方向。

《野草》里，鲁迅写“地火在地下运行”，写“死火”在冰谷中燃烧，写“影”的告别——那是无人见证的自我搏斗。《青萝集》中，林贤治写他人的文字，却处处映照自己的思想。在《人间鲁迅》引言中，他歌赞鲁迅没有把黄金世界轻易预约给人类，却以燃烧般的生命，成为千千万万追求者的精神火光；他断言“鲁迅死于二十世纪而活在二十一世纪”，“鲁迅的存在，对于活着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一种折磨”，言语铿锵，冷峻，不肯妥协。

鲁迅的野草，是“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的，却偏要在荒漠中生长，是二十世纪初中国思想界的精神孤灯；林贤治的青萝，看似依附，实则独立，在书籍的边缘自成风景，是当代知识分子的心灵独白。《野草》是孤绝的，是“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的清醒；《青萝集》是介入的，是在众声喧哗处保持沉默的定力。两部作品相隔百年，却在对生命、自由与抗争的叩问中，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对话。

当《青萝集》标举诗的精神是“野火般的热烈与风一般的自由无羁”的宣言，与《野草》里“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的预言遥相呼应，我看到了两位写作者的精神传承，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孤傲，在林贤治则化作了“为弱者代言”的担当，不同的姿态，都以文字为舟，载着知识分子的良知穿越时代的激流。

行笔至此，夜色已深，而屋内弥漫着中药的芳香。奶奶腰椎四处骨折，幸得一位医生朋友开的方子，用独活、桑寄、续断等十余种中药内服外敷，终于能自由走动，之前弯曲的脊梁也挺直了。这些价格便宜的中药，就是林贤治先生时常会想起的故乡的花草。“它们散漫于山间田野，兀自开落……以微贱之躯，为救治世间穷人，或剁碎为泥，或投身瓦器，我以为精神是高贵的。”

忍冬花、曼陀罗、紫地丁、百合、青萝，这些用思想涵养的花草，为林贤治先生所喜欢，以它们的名字命名自己编著的书。它们即使卑弱，也追逐阳光，一直攀援向上，这不正是持灯人擎起的火光，给后来者挺起脊梁前行的力量吗？

《青萝集》，一束投向现实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