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计会近照   陈麓州 摄

陈计会（中）在进行田野调查   刘志勇 摄

这是一本无心插柳之作。

透过柳荫，可窥见一行歪歪扭扭的脚印散落在小径上。我自小喜欢文学，业余时间喜欢读书写诗，读得最多的书是文学、哲学类，对历史书仅止于翻阅《史记》《三国志》《万历十五年》《历史学家的技艺》，剑桥和讲谈社关于中国史系列等，以及自己特别喜欢的法国年鉴派布罗代尔的一些著作，大体上都是通识类的书，没有对历史有特别深入的研究。

或许是因为写诗，我对地方诗歌的源头也甚为关注，无意中发现本地编的历代诗词选遗漏了不少与阳江有关的诗作，基于此，便想自己动手搜集一些作品予以补充。然而，历史苍茫，当自己真正动手去搜集时，遇到很多问题，在这么久远的时间里谁来过阳江？谁为阳江写下过诗作？这些诗作都收集在哪本书里？这需要对文学史、阳江本地的历史非常熟悉才能做到。

于是我决定去图书馆查找资料，特别想翻翻阳江本地的县志。当我走进阳江图书馆查找时，被告知只有半部旧志。时间大约是2010年。失望之余，只有另觅他途了。后来通过自己的努力，终于搜集到一些与阳江有关的古代诗歌作品。然而真正动手写文史文章，还是在两年后的2012年，从写杨方开始。杨方是高凉郡太守，郑振铎在《中国文学史》里对他的诗歌有评价。他在阳江任职期间写下一首咏扶桑（大红花）的诗，那是到目前为止，可考证的阳江第一首诗。对这位开阳江风雅之先河的人物，2000年版的《阳江县志》里关于他的记载只有大事记里的一行字：“晋元帝时，派杨方为高凉郡太守。”阳江人几乎都不认识他，遂有了本书的第一篇文章。

近十年来，我在空闲时间也与朋友寻访了一些阳江的古城、驿站遗址，加上自己搜集到的一些诗歌，在朋友的鼓励下拉杂写下几篇介绍阳江古迹遗址的文章。史学家陈寅恪先生非常推崇“以诗证史”，并写下《元白诗笺证稿》。陈先生曾说：“中国诗虽短，却包括时间、人事、地理三点。中国诗既有此三特点，故与历史发生关系。把所有分散的诗集合在一起，于时代人物之关系，地域之所在，按照一个观点去研究， 连贯起来可以有以下的作用：说明一个时代之关系；纠正一件事之发生及经过；可以补充和纠正历史记载之不足。”我在写这些文史文章时也学此法。我的文章得以敷衍成篇，有赖于前期搜集到的诗歌。当然， 每写一篇历史遗迹的文章，我都要来回跑几趟，勘踏实证，走访当地民众，生怕弄错，甘苦自知。

在阳江，我的感受是写文史文章除古籍资料难查阅之外，最大的困难是涉及阳江的史料太少，翻遍二十四史，有关阳江的记述总体加起来不超过三千字，因此常常为写一篇文章而用几年时间收集资料。这也让我在日常的阅读过程中特别留意收集史料，但凡发现与自己研究相关的资料的蛛丝马迹，就紧抓不放，顺藤摸瓜，颇似公安机关的破案。由于自己不是科班出身，对今人的文字又不大信任，所以凡涉及要引用古籍的地方，都要想尽办法查找到古籍原版，这样下来，写成一篇文章往往颇费周章。

文学创作与文史研究是两个维度上的事，文学创作是天马行空，依靠想象力更多些，而文史研究来不得半点想当然，即使大胆设想，也要小心求证。因此，近十年工作之余，我老老实实坐冷板凳，查阅了大量的古籍文献，写作时也不敢有一丝马虎。即使写一个点上的人或事，也将之放在历史的坐标上去考察，从一个面上去了解，这样让自己对问题的理解有更开阔的视野和纵深感。由于自己对阳江历史有所了解，故在创作本地题材的诗歌上也受益不少，其中创作长诗《铜鼓  铜鼓》《漠阳江传》时就将史料融入作品中去，发表后获得众人的赞许，这或许就叫“磨刀不误砍柴工”吧。

（本文编者有删节）

作者简介：陈计会，广东阳江人，1971年生。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作家协会理事，全国公安作协散文分会副主席。1989年开始发表作品，作品散见《人民文学》《十月》《诗刊》《北京文学》《文学报》《诗探索》《作品》《诗歌月刊》《散文诗》《星星》《诗潮》《诗选刊》等国内外报刊，入选《中国散文诗百年经典》《新中国60文学大系》《中国公安文学精品文库（1949-2019）诗歌卷》《中国散文诗一百年》等180多种选集。已出版《叩问远方》《世界之上的海》《陈计会诗选》《岩层灯盏》《虚妄的证词》《此时此地》等诗集，参与主编《中国地学诗歌双年选》《岭南百年散文诗选》等12种选集。曾获全国散文诗金奖、全国鲁藜诗歌奖一等奖、徐霞客散文诗歌奖、中国公安诗歌奖、广东省新人新作奖、广东省有为文学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