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江河堤西濑夜景。 梁文栋 摄(资料图片)
波涛拍岸，桅樯林立。这是镌刻在历史画卷中的古代阳江城盛景。
岁月流转，如今的阳江城承继着高凉、高州、恩州、南恩州的历史文脉，以襟江带海之姿，傲立南海之滨。作为底蕴深厚的海丝名城，咸涩的海风裹挟着千年文明的气息，浸润着每一寸土地，将海洋文化的基因深深植入城市肌理。
斑驳风化的海防文化遗址，镌刻着戍边将士的铁血记忆；青砖黛瓦的海军将领府第，尘封着金戈铁马的传奇往事；那些弥漫着海盐气息的商铺旧址，曾是海上贸易的繁华见证。它们静默伫立，如同无声的史官，将阳江作为海丝重镇的辉煌过往，娓娓道来。
清代阳江海防图（局部）
清代缉私船
清代巡逻船
清末阳江的船渡（资料图片）
从顿砵山上隔江远眺阳江城（资料图片）
往昔，站在阳江城楼上，往南望去，但见江海茫茫，云帆掩映。为了保障海上贸易的顺畅，阳江一直以来都重视海防建设。在现南恩路中山公园位置，以前有一座威武的衙门，高高耸立。它就是阳江镇总兵府。总兵是正二品武官。
早在唐朝，阳江（恩州）城内驻扎清海军三千人（一说两千人）。《资治通鉴》称：“天宝元年春正月，置岭南五府经略，绥靖夷、僚。统经略、清海二军。”到了宋代，阳江加强海上的防守。南恩州除了海口、海陵、博腊、逐训四寨常驻巡检寨兵外，另设正规水军澄海第五指挥部队驻守。据《大德南海志》卷第十“兵防”载：“巡检寨兵：广恩州巡检额管一百二十五人；广恩州同巡检额管澄海第五指挥四百人。”“庆历中，招收广南巡海水军、忠敢、澄海，虽曰厢军，皆予旗鼓训练，备战守之役。”（《宋史》卷189《兵志三》）当时海陵设立“望泊巡检司”，对过往商船进行检查。（北宋朱彧《萍州可谈》提到溽州设立“望泊巡检司”，一种意见认为溽州在海陵岛，一种意见认为在台山广海。）巡检司始设于五代，盛行于两宋。其既有军事性质，又有行政职能，主要为州县捕盗官。明清延续巡检的职能，在阳江的海陵、那龙、太平（现阳西织乑），阳春的古良（岗美）、春湾等水口关卡设立巡检司，类似于现代的公安派出所，保护商旅。
明朝朱元璋一上台就在全国沿海沿边建立卫所制度，加强防守。洪武三年（1370），在阳江城设立阳江守御千户所。旧址在宋代南恩州故址（后来改为市场），由指挥同知执掌。明朝一卫5600人，一所1120人。一般千户所的首领为千户，正五品，而指挥同知是从三品，级别较高。洪武二十七年（1394），阳江同时设立海朗和双鱼两个千户所。隆庆六年（1572），设西路巡海参将（正三品）一员、恩阳守备（正四品）一员，驻防阳江。万历四年（1576）设北津水寨，改西路巡海参将为阳电海防参将。北津水寨设钦依把总一员，领大小船74只，官兵2277人。
为何明朝要加强漠阳江出海口的防守，在设立了海朗城和双鱼城之后又增设北津水寨？主要是保护阳江海上贸易的安全。《肇庆府志》称：
阳江寂处海堧，去北津口一舍，涛声常在雉堞间。虽贰以海朗、双鱼，甲盾单而城庳薄，所恃惟北津戈船耳。北津为广、琼货舶冲，漕粟输闽，海寇接舻衔舳，恒耽视涎颐，不省置顾。三镬、平章港内多石礁浅沙，海朗非巨舶可栖。若从海陵北趋津口，西过双鱼，帆樯所至，处处皆瑕矣。双鱼连壤吴电，尤称要害，杜截石门，从右方浅沙乘潮汐出入，尤守双形势乎。
古代“一舍”为三十里。阳江城离北津港三十里。北津处于广州、琼州两地的交通要冲，经过阳江中转的货运以及往返福建的漕运相当繁忙，是海盗虎视眈眈的地方。明政府一直加强此处的防守，所以将高级别的武装机构设立于阳江。
清顺治九年（1652），阳江设立阳高营，改阳电参将为阳高游击，驻游击一员（从三品），中军守备一员，千总一员，把总四员，兵一千名。后立春江营，改阳高游击为春江游击。康熙三年（1664），改春江游击为春江参将（三、四品），后又改为春江协副将（从二品），统辖春、江、恩、开四县及那扶等处。嘉庆十六年（1811），清政府增设水师提督于虎门，改左翼镇为阳江镇，专管水师，驻阳江。光绪十四年（1888）六月，移阳江镇至北海。阳江镇总兵为正二品。管辖的地方大，东边与中路虎门提标会哨，西边与琼州镇（设立于1811年）会哨。大致将除海南岛外的整个粤西沿海地区都纳入管辖范围。阳江镇的设立，对打击海盗、保护商贸起到极大的作用。未设镇之前，海盐运输经常受到海盗抢劫，设立之后没发生一起抢劫事件。
为了保护阳江城的安全，清朝还在进阳江城的石觉头港口设立石觉炮台，在河对面的顿砵山设立顿砵炮台。康熙二十年《阳江县志》卷之一载：“石觉，康熙三年（1664），文武官即士民同建，邑人蔡长祥督造；顿砵，康熙十三年（1674），知县孙廷铎建于江滨，未得其要害。十八年（1679），知县周玉衡改建于山麓，创龙王庙于后，蔡长祥监造。”民国《阳江志》卷八载：“石觉炮台，康熙三年（1664）建，五十六年（1717）重修，道光二十九年（1849）重修。”石觉炮台有兵8名驻守。石觉炮台建立，有效地防止海盗洗劫阳江城。据民国《阳江志》卷二十载：“（康熙）十八年（1679），海贼犯郊，知县周玉衡督兵拒却。李积凤贼艘数十突抵石觉炮台，居民奔窜入城，人无固志。知县周玉衡与都司杨希震力督家丁官兵，以飞炮坏其船。自辰至巳，贼始退。”这次得益于石觉炮台发挥作用，如果让海盗李积凤入城，肯定是洗劫一空。也因此，当年在石觉炮台对面顿砵山上再建一座炮台，两炮台扼守漠阳江水口。
咸水歌传人李小英在演唱
阳江的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历史悠久，在汉代就已是南粤重要的商贸中心。1979年在阳江城郊钓月村出土东汉五铢钱约万枚，可见高凉时期阳江商贸已较发达。
漠水绕城西而过。阳江港口在阳江城西门外，后来一直延伸至现在的石觉头一带。这里自古以来都是阳江交通、商贸最繁忙的地方。港口、码头、渡口、船厂、商铺遍布。阳江港（石觉头）是内河港口，港航道经北津港出海，江海联运极其便捷。西汉时期开辟的以番禺为迄点，沿粤西海岸航行的贸易路径经过阳江，阳江承担中转港的角色。到南北朝时，此条航线已相当发达。《梁书》“牛僧儒传”中载：“（南海）郡常有高凉生口及海舶每岁数至，外国贾人以通贸易。”唐宋时期，阳江在原来的基础上加大食盐、陶瓷、稻米的贸易。南海I号的出水，证明宋代阳江贸易的辉煌。
阳江城西北至西南有四个渡口：园仔渡（由塘基头过观光村）、柳树渡（在龙津坊前）、三洲渡（过石觉头）、大埠头渡（过下濑）。另外还有那龙长渡，由城西达那龙墟。其实由城西阳江港（石觉头）出发，通过江海联运，可抵达阳江有水运的各墟镇。因为古代阳江的墟镇大多临水而设。据民国《阳江志》记载：清代，阳江县曾有渡口134个。沿漠阳江上溯，可达阳江的麻汕、双捷、大八，阳春的岗美、春城、合水、春湾，也可达阳春的河口、潭水、三甲、八甲；漠阳江出石觉头东折沿那龙河上溯可达雅韶、北惯、合山、田畔、那龙。沿海边东可达大沟、东平、大澳，西可达平冈、海陵、溪头、上洋、沙扒、儒洞，若沿丰头河逆流而上可达程村、织、塘口、蒲牌等乡镇墟场。沿海路航行更是可达粤东、粤西及海外。
阳江城西边一直是古代的港口、码头，造船厂也因此应运而生。阳江的造船业历史悠久，并且是规模较大的行业。阳江唐代已能造较大的船只。《简明广东史》载，明朝阳江是广东七大造船中心之一。据笔者考证，阳江在宋代已是广东五大造船中心之一。（见本报2022年7月10日《漠海风帆映南天》）据2000年版《阳江县志》载，20世纪30年代，全县有船厂43家，其中县城37家。1987年，阳江有造船企业26户，职工1006人。船厂主要分布在阳江城西和沿海港口。造船业的发达也推动相关行业的勃兴，诸如“织篷巷”“打铁巷”“卖油巷”等等。
阳江城古代有四个市场。康熙二十年《阳江县志》卷之一载：“大街：在（千户）所前；东街：在东门内，今废；西街：在西门内，今徒西门外码头，俱旦聚食时散；麻濠：在板桥头。”这说明清初已在西门外码头成集市。20世纪初，全国流行拆城墙建马路，拓展城市发展空间。阳江也于1929年拆城墙、城楼。1930年建成河堤路、环城北路、渔洲路、太傅路，后来又建成南恩路。因为道路的建设，商铺便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阳江城西部在原来商贸发达的基础上更是繁荣昌盛。特别在珠三角沦陷期间，海运和珠江航运中断，漠阳江成为抗战期间后方的一条重要运输线。《民国时期广东两阳史》第五章称，阳江“以县城为中心，经漠阳江为航道，沟通县外城乡集市，构成阳江至春湾转运新兴，以及那龙墟转运四邑的主要贸易网络。商品在此间来回转运，集市贸易盛况空前。”当时通往广西、湖南、粤北等地的食盐依赖漠阳江水运供给。据1996年版《阳春县志》载，1942年日军攻掠四邑，从阳江至西江的运输被迫用木帆船载运，500余艘船只沿漠阳江北上阳春，经春湾中转肇庆。其中运盐专业船只98艘，春湾每天数千人以独轮车或肩挑运盐至新兴河头转船运。
阳江一直以来是粤西重要商贸城市。清康熙二十年《阳江县志》卷之一载：“在昔，富商巨贾常缚藤步船泛海，直抵琼崖、文昌、会同等处，采买槟榔、椰子，旬日往返，息辄数倍。南、番、新、顺之人，辐辏营生，如北津、双鱼、儒洞等处港口，船只往来，络绎不绍，居民食其利。”由此可知，阳江人很早就从事海外贸易。南海、番禺、新会、顺德等地的客商涌入阳江经商。清末民初，广府商人还在阳江建立会馆。2011年，市文物部门在太傅路仁心大药房建筑工地发现三块石板，分别是“阳江厅广州会馆碑记”和商户的“芳名榜”。经鉴定为清同治十年（1871）在阳江七闸开设的“广州会馆”石碑。何又雄在《阳江厅广州会馆碑记》中记述当时阳江商贸的盛况：“利饶远客，货殢居民。故来此者，舸逐鸱夷，金分鲍叔。栖船过肆，九衢之通运偏多；舴舰迷津，百粤之贸迁不少。商廛既伙，吾郡尤都。将此康乐和亲，殷昌繁衍，阜民财于舜日，给人足于尧衢。”这说明清代阳江的商贸成规模发展。据2000年版《阳江县志》载，清末阳江城有商户500余家，其中广府人开办的有120多家。
清末，阳江商会也应运而生。光绪三十四年（1908），商人叶景春等人筹办商会。会址设立在县城三闸太傅祠。会长叶景春（新会籍，经营茂安商号），理事2人，即陈河（南海籍，经营存仁堂商号）、何丽门（阳江籍，经营合兴商号）。同年，闸坡和织亦成立商会。民国初年，大澳也成立商会。
《阳江县志》称：“器用多资他邑。”阳江在古高凉时期，输出的产品有高凉姜（风姜）、沉香、甲香等药材。唐宋时期的大宗商品有海盐、陶瓷、稻米等货物。近代“阳江三宝”等产品更是行销远近。民国《阳江志》载，土器，以砖瓦为大宗，各处俱有，砖瓦窑牛场、大八等处多，甕窑砖则运售新宁尤多。漆皮器，牛皮变与他邑同而漆独佳，故阳江皮箱驰名京省，远及外洋，其余皮枕、皮椅、皮盒、皮筒器俱极精良。铜器，小刀、花剪俱佳，货行远近。关于阳江外销产品经营情况，下面几份材料说得更清楚。据1934年《广东合作》刊载的阳江察视报告称，“阳江县农产渔盐丰富，人民经济生活向称富裕”，“查阳江出口农产除渔盐外，以牲畜为大宗，亦为农村最大之副产物，如猪只、鸡、鹅、鸭，及鸡鸭蛋等，运销于江门为多，每年总价值达二百万元”。据1935年《统计月刊》关于阳江的调查报告显示，阳江为“南路交通孔道，商业繁盛”。民国期间，阳江有砖瓦窑七八十间，所雇用泥工、烧窑工、割草工接驳船户人数万人以上，所出数量价值在六七十万元，远销四邑。又据1937年《广东建设》载，本省阳江之漆器，颇为外人所乐用。故每年漆器输出外埠行销，恒达数百万元。在民国前，阳江漆器出口尤巨。英美及南洋群岛各埠，均有设行向阳江办运。后因国际市场不景气和产品退化，出口减产，1936年经过改良，出口产量又大大提升，年运出销流价值增至七十万元。
民国时期阳江河堤（资料图片）
清代货船
所谓“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阳江一直以来重视海洋经济的经营，历代政权也加强海洋管理，设立各种管理机构推动海洋经济的发展。
这里首推盐业管理。阳江有漫长的海岸线，制盐业历史久远，甚至可追溯到西汉时期。阳江唐代有盐场记录，称恩州场。盐的税利是国家的大宗收入。南宋绍兴元年（1131），南恩州有三个盐场，仅新建的海陵场一年产盐就净利1.925万贯。宋代阳江设盐监官。据《宋史·职官志》载：“监当官，掌茶、盐、酒、税、场、务、征输及冶铸之事。诸州军随事置官。建炎四年（1130），诏每州以五员为额。”元代阳江设双恩场司令一员（从七品），司丞一员（从八品），管勾一员（从九品），管理盐课。明代，双恩场设盐课司大使、副使，负责盐课征收管理。清代，双恩场设盐课大使或委员，负责盐课征收管理。民国设双恩盐场署，管理盐的收配及征税。新中国成立后双恩盐场公署改名双恩盐场管理处。盐场的管理机构历来设在阳江城，元朝双恩盐场司令办公署的地方，现在称为“盐场衙”，为城内一处街巷。
为加强海防管理，明代中后期在沿海府州设立文职的海防同知，正五品，称为“海防官”或“海防大夫”。肇庆府仅阳江一县临海，肇庆府海防同知长驻阳江，设立时间为万历三年（1575）。海防同知职能是清查军伍、管理钱粮、造船制械、指挥调度军队、监督纪功、布局海防、征收洋税、查缉违禁品，以及海运、盐捕等。海防同知办公的衙门叫“海防馆”。康熙二十年《阳江县志》卷之一载：“海防馆，在县东南。万历五年（1577）建。康熙十一年（1672），知县孙廷铎重修。丙辰（1676年）为逆乱所废，堂基照墙犹存。”民国《阳江志》卷八又载：“双恩场大使署，旧在城内东南永泰坊，旧海防厅公署旧址。”由此可知，海防馆在县城内东南方的永泰坊。明清两朝在阳江驻海防同知。
明代还将疍户纳入行政管理。阳江设立河泊所。据康熙二十年《阳江县志》卷之二载：“疍户：此种渔人不知何以名疍户，但见其浮家泛宅于一叶之舟，扒蚬捕虾，为入口计。洪武初年，编户立长，设河泊所，遂相沿为额编额征矣。”据《广东水运史》载，明代广东的船户分商渔户和疍户两种。商渔户属民户，按里甲组织入户籍，属府州县管辖。从豪绅大户到平民百姓均可充商兼船户。疍户则是与乐户、娼妓同属一类，皆贱民，编入专门户籍。疍户以水上捕鱼、运输、编竹为业。阳江江海相连，商贸发达，历来商渔户和疍户不少。河泊所主要是管理疍户，岁收鱼货。民国《阳江志》卷十一载：“河泊所署，在县城西南一里许，奉裁，署废。”
为加强商税的管理，维护正常的商贸活动秩序，明清两朝在阳江先后设立税课局和海关。据民国《阳江志》卷八载：“税关，在西门外石觉寺左，旧名税课局。康熙二十四年（1685），粤海关始设局于此，以抽货税。”同书卷十一载：“税课旧局，在今儒学前。明景泰三年（1452）废，以其地三之一为总铺，二为督备指挥馆。又一税课局在西门外石觉寺右。康熙二十四年（1685），粤海关立以抽货税也。”明代县级设课税局，设大使、副使，以征税。据《明宣宗实录》卷80载，洪武十九年（1386），“于府设税课司，诸县设税课局及河泊所，收商税钱钞，著为定例”。
清代税课局改称海关。康熙二十四年（1685）全国设立江、浙、闽、粤四个海关，乾隆二十二年（1757）只允许外商到广东贸易，粤海关（治所设在广州）是当时全国唯一的海关。康熙二十四年（1685），粤海关在阳江设总口，在织设分口，稽征货税、船税和规礼，属粤海关总管。清代阳江海关设立在石觉寺旁。《粤海关志》记载，粤海关下辖各关口依据其重要性和吞吐量分为三种：正税口、稽查口和挂号口。“正税口”行使征税权利；“稽查口”只查去路来源，不直接收税；挂号口只是履行进出口货物登记。全省设正税口共31口，其中琼州10口，潮州九口，惠州4口，广、雷、廉州各2口，肇庆、高州各1口。肇庆府唯阳江口。《粤海关志》卷六，有“阳江口图”，并称：“谨按，此系正税口，在肇庆府阳江县，距梅菉总口七百五十里，距大关八百里。”撤销江、浙、闽海关后，粤海关存在到道光二十年，长达156年之久，广东各个口岸独得进出口权，推动了地方商贸发展。《粤海关志》卷九记载，阳江口向外输出的大宗业务主要有：粗细烟叶、薯苓、土碗各货。同书卷十三记载，进口有槟榔、椰子、杂木板、楠木板、藤丝、黄白藤、皮、蜡、白糖、砂土等货；由阳江通过内河运往省城和佛山的货物有：藤白叶、油、米等山货。《粤海关志》卷十载，道光年间，高属的梅菉正税口、芷寮挂口、暗铺挂口、两家滩正税口、阳江正税口等五个口岸每年额征银以梅菉最多，为2300两，阳江排第二，为1000两，芷寮和两家滩为300两，最少暗铺，为100两。由此可见阳江的商贸相当繁荣。
据2000年版《阳江县志》载，民国初年，阳江总口为一等常关，织为四等常关。1931年，阳江海关归江门海关管辖，设立北津口分卡和阳江、闸坡分所。华籍民船在载量200担以上者，往来国外贸易、起卸货特，要向海关完纳税款。
鱼化鹿(清宫藏《海错图》清 聂璜著)
李贤将军第
大海汹涌澎湃，波光诡谲。
人类几千年来在认识、适应、利用和改造海洋的过程中积累了无数成果。这些成果上升到了文化、精神层面，如人们的认识、观念、思想、意识、心态。由此还生成了生活方式，包括经济结构、法规制度、衣食住行习俗和语言文学艺术等形态。这些都属于海洋文化范畴。
阳江的海洋文化丰富多彩。古代有神奇的海洋传说，比如鱼化鹿的传说。三国《临海异物志》载：“鹿鱼，长二尺余，头上有角，腹下有脚，如人足。”唐刘恂《岭表录异》载：“鹿子鱼，其尾鬣，皆有鹿斑，赤黄色。余曾览《罗州图》云：州南海中有洲。每春夏，此鱼跳出洲，化而为鹿。曾有人拾得一鱼，头已化鹿，尾犹是鱼。南人云：‘鱼化为鹿，肉腥，不堪食。’”宋《太平寰宇记》“恩州”条载：“罗州（今海陵岛，刘宋元嘉三年置罗州县，属高凉郡）在海口，回环三百里，在阳江县西，图经云：‘海中有鱼形如鹿，每五月五日夜悉登岸，化为鹿，小于山鹿。’此州乃百姓鱼盐之地也。”这是记录海陵岛鱼化鹿的神奇传说，反映古人对海洋风物的认识。
古人对大海的敬畏，反映到具体的宗教信仰里。阳江明朝设有海坛，对大海祭祀。康熙二十年《阳江县志》卷之三载：“海坛，在顿砵山上。明嘉靖中，知县吴焕章以本邑近海，为坛，春秋望祭。”阳江俗语说：“行船跑马三分命。”大海航行充满未知数，所以古人对大海是敬畏的，也就祈求海神保佑。林默，福建莆田人，960年生，987年在海上因救渔民而献身。相传死后常在海上显灵，救护海上渔民，被尊称“妈祖”。信仰海神妈祖，最早是福建沿海渔民，后来妈祖演变成整个东南亚信仰的神。宋代有不少福建人过来阳江为官和落户，同时也将妈祖信仰带来阳江。阳江天后宫（妈祖庙）遍布城乡，最兴盛时达40多座。阳江最早的妈祖庙是建于宋代的祖创宫。民国《阳江志》卷九载：“天后庙，在崇善坊，曰祖创宫，传自宋创建。乾隆四十八年（1783），知县林谟重修；道光三年（1823），知县李廷芳重修；光绪三年（1877），同知余祚馨重修；十二年（1886），同知佘培轩重修。”阳江城周边就有四座天后宫。一在南门街花桥坊，道光十六年（1836）修，光绪二十四年（1898）重修；一在西门内城隅，道光十五年（1835）建，光绪九年（1883）重修；一在城外大埠头；一在石觉寺左，雍正十三年（1735）重修，乾隆三十年（1765）重修，五十八年（1793）重修，道光元年（1821）重修。此外还有月城宫，在城西门外水街，祀天后，道光八年（1828）重修，光绪二十二年（1896）重修。在阳江城和阳西织乑、上洋、儒洞等地，每三年一次，在农历三月二十一日举行“妈祖出游”。每当出游，阳江城十二街信众“张灯结彩，点缀花鸟人物，旋奉神舆巡行城厢内外。金鼓喧阗，炉烟缭绕，并以女子扮演各种故事，仪从甚盛。沿途居民焚香膜拜，供张络绎”（民国《阳江志》）。
阳江沿海，尚武风气由来已久。最早或许源于海寇骚扰而自卫。民国《阳江志》载：“乡人又于城西相打岗分上下方，掷石角胜。昔海寇入掠，乡民拒之，恃掷石为长技，寇不敢犯，或俗以此为肄武之端，然而不可为训。”后来演变为功夫武馆遍城乡。也因此，明清两代阳江出了不少武官，据统计有记载的202人，并且大多数为水师将领。比如，正二品武官有李贤，碣石镇总兵，鸦片战争时期抗英名将。从二品5人：锺国瑞，城内人，香山协副将；沙中玉，城内人，署龙门协副将；沙兆龙，城内人，山东文登协副将；叶汉高，署琼州副将；高凌霄，署兴化协副将。此外还有定居阳江城的从一品水师提督温贤、正二品总兵林国良。目前阳江城还保留有温贤将军府第、李贤将军第、林国良将军故居等古建筑。阳江对抵抗外侮牺牲的将士也建祠祭祀，比如阳西的忠勇祠就是为纪念抗击倭寇阵亡的三十七名将士而建。
阳江江海疍民很早就有唱歌娱乐的风俗，逐步演变为开头都有呼语的咸水歌。比如“哥兄嗨”“先姐嗨”或“哎呀哩”“嗨哩”等，节奏自由，且经常变换拍型，同一首歌，各人唱法也有不同。有名的咸水歌如《渔家妇》：“自小生涯在海边，不知朝野不知年。不愿我郎长别云，愿郎撒网妾摇船。”宋代阳江城西就形成著名景点“西浦渔歌”，宋代阳江进士诗人曾跃麟有诗《闻西浦渔歌作》：“西浦鸣榔下钓矶，歌声欸乃送斜晖。扣舷互答惊鸥梦，拍手难呼看鹭飞。山接素琴仙子过，洲连青草使君归。海天空阔家长在，一任芦花雪点衣。”这或许是阳江人最早写的海洋题材诗歌。同是宋代的还有状元、南恩州知州黄公度的诗歌《秋城晚望》：“断续悲笳起丽谯，冥冥晚色四山椒。隔江人散虚分米，十里津喧蜑趁潮。夕照含山心悄怆，西风动地鬓飘萧。低头自笑微官缚，东望沧溟归路遥。”此诗描写阳江秋晚景象，特别疍民趁潮的情景。宋以降，阳江海洋题材的诗歌众多，不胜枚举。
阳江龙舟文化由来已久。这与越人以舟出行有关。阳江形容人离开得快的词叫“一篷去了”，这是指撑船而去，相对于北方骑马而去“一溜烟去了”的说法。古代划船竞技，后来演变为纪念屈原。阳江还有纪念张太傅的含义。至于阳江龙舟具体起源于何时，很难考究，笔者曾就明朝沈思孝在阳江写的诗歌《五月五日同杨参诸君水头放舟》涉及龙舟的诗推断，阳江赛龙舟至少有四五百年历史。（参见本报2023年6月11日《鼍江五月蛟龙腾》）。
由于江海交通的便利，海丝贸易的繁荣，异域文化很早传入阳江。其中来自印度的佛教在唐代通过西江再沿新兴江进入漠阳江流域。阳江最早的寺庙是建于唐武德二年（619）的报恩光孝寺，接着，武德四年（621）建寿宁寺，武德五年（622）建宁国寺，开元年间（713—741）建开元寺和开元塔。基督教和天主教也在清末传入阳江。光绪十三年（1887），美国基督教长老会谭约瑟初来传教，在城内县街前租铺设立教堂。光绪二十四年（1898）秋，天主教法兰西教士俄大法初来传教，在城内卜巷街购置民房，改建天主堂。基督教的传入也将西医引入阳江，建立西式医院。光绪二十八年（1902），传教士都信德在东门外购地建立“阳江化民博济医院”，后改为“福民医院”，这是阳江市人民医院的前身。同时还创办教会学校，其中有多默学校、露德女子小学、光爱学校、证光学校等，进行新式教学。基督教还创办《阳江公论报》，传播西方现代文化。清末民初，受海外文化的影响，阳江建筑出现中西合璧的样式，比如新建南恩路、太傅路，龙津路等马路都受东南亚和欧式建筑影响，建成骑楼，并杂以巴洛克风格的设计。另外，海边的乡镇也有不少中西风格结合的建筑，比如大澳商会，上洋的大屋，就是例证。
在中西文化交汇碰撞的影响下，阳江有志青年纷纷走出国门求学，寻找振兴家国的真经。光绪十八年（1892），李萁出国，在美国旧金山结识孙中山，参加兴中会、同盟会。后回国跟随孙中山先生进行反清活动。民国期间著名的留学生有留德的李焕燊博士，留日的林振环教授，留美的阳江第一位女博士左学礼。阳江去法国进行勤工俭学的有多人，著名的有中共隐蔽战线的英雄郑家康，他留法后又留苏，在法国与邓小平、周恩来等人一起参加革命，回国后从事隐蔽战线工作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阳江，这座历史悠久的海丝文化名城，海洋文化底蕴深厚，既有“非遗”，又有遗存，其中众多历史建筑见证其昔日辉煌。海防建筑构筑起严密的防御体系。阳江镇总兵府、参将府等官署衙门，彰显古代海防威严；阳江千户所、海朗城、双鱼城、北津城等城池堡寨，勾勒出沿海防线轮廓；石觉炮台、顿砵炮台及系列沿海炮台、烟墩，组成海上防范与预警网络。海洋行政管理机构遗址，如海防馆、河泊所、海关，则诉说着历代对海洋事务的重视。李贤将军第、温贤将军府第、林国良将军故居等将领府第，承载着先辈保家卫国的壮志豪情。海洋文化建筑同样熠熠生辉。宋代望海台是观海抒怀之地，自宋始建的天后宫寄托渔民对海神的祈愿，明代海坛、岗背塔与清代独石塔，融合海洋文化与建筑艺术。中西文化交融的建筑，更展示阳江海洋文化的宽阔胸襟。这些建筑中，部分仍在使用，部分可修缮恢复。若有选择地修复作为旅游景点，将为阳江打造海丝文化名城注入新活力，让历史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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