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夏，萧红在青岛樱花公园。（资料图片）

《萧红：孤鸟南飞》书影

悦读

□ 曾莉雯

《萧红：孤鸟南飞》应是林贤治的“侠义”之作。他从与萧红“最亲近的两位男士”的评论中，看到一位被“民族国家”话语所框定的进步女作家，和她被轻视的实际存在的价值之间的历史性矛盾。也正因如此，林贤治对萧红有知己般的体察，并选择在传记里把问题引至另一个方向：先讲述“她是谁？”，再理解“她成为谁”。

“孤鸟”的爱之旅

在《萧红：孤鸟南飞》中，林贤治通过塑造一位“娜拉”式的传主，在其生命之旅中，深入探索造成她悲剧性结局的女性困境的本源。他在后记里坦言，他喜欢称萧红为“漂泊者”，因为这个词不仅贴合萧红从呼兰到哈尔滨，又从东北辗转南下，终止于香港的现实境况，而且，尤能体现她“内心流亡”的隐秘情感。而后者，是林贤治此传更费心经营的地方。对照萧红的漂泊史和“内心流亡”史，可以发现，对爱与自由的追寻，是长期漂流的驱动力，也是最后以悲剧告终的根源。萧红是从小缺爱的人，父爱的缺失给她留下难以抚平的创伤。祖父虽给她无限关怀，然而毕竟短暂，最终留给她的是巨大的虚空和无限的哀伤。在一个没有爱的家庭里，“娜拉”终于出走了！

萧红在要么回家，要么堕落的歧路中开辟了“第三条路”——一路南下、终身漂泊。尽管出走依托的仍是“私奔”这种老套的情节，但如果只看到，她流连于陆振舜、汪恩甲、萧军、端木蕻良等男性角色，却始终是“爱”的故事里被抛弃的一方，恐怕我们仍然误读了萧红的“爱”。萧红是勇敢的爱的追求者！林贤治清晰地看到，萧红挣不断的锁链，实际上是两性之间极其不平等的隶属关系。萧红是一个自我意识极强的人，她渴望以伴侣之爱获得救赎，但不是依附于男性生活的弱女子。爱的前提是自由，她曾抗婚出走，又鬼使神差地投归汪恩甲的怀抱，其实是她为自由所做的一次妥协。现实多讽刺，出走的男性全身而退，毫无顾忌地回家，而她却无家可归，被迫漂泊。接连失败的教训让她深知：要获得自由，必须同时获得平等。她孩子气地请求鲁迅一并称她为“先生”，为《生死场》索要鲁迅的亲笔签名，声称太太做的决定不需要先生的许可……这些情节既是丰满传主性格的添笔，也是萧红个性的直观表达。

能否苛责萧红所下的“爱”的赌注？在林贤治的爱憎里，对萧红只有哀其不幸的感慨，并无怒其不争的愤懑。他意欲为萧红澄清，爱情本身并无过错，更何况萧红在爱里得到过真切的幸福。可面对“爱便爱，不爱便丢开”的萧军，缺爱的萧红自然会为飘渺的幸福而忧虑、纠结、受伤……她毅然辞别萧军，无疑是个人精神独立的明确抉择。此时，竟无人为她的勇敢喝彩！因与端木蕻良结合，友人质疑萧红在情感上“不够冷静”，他们抛掷了萧红最基本的情感需求，也暴露出萧红进入男性本位的话语体系所面临的巨大障碍。萧红和萧军没有相爱的平等条件。一方面，萧红在萧军面前，始终有失足者面对拯救者的自卑感；另一方面，在“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模式中，她是太太，连社交圈子都是依附于先生的，“当友谊破裂的时候，不管那太太有着怎样纯洁而美好的心灵，同样要遭到摒弃”。萧红为此深感困惑：“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畸形的社会观念，必然无视女性的自我价值，萧红在生活上尚且不能获得应有的尊重，更不必说她的文学创作了。

对二萧情感生活的细致描写，意在表明，萧红的创作很大一部分来源于爱。林贤治认为萧红不可能把爱情和写作分开，爱情生活被剥夺，被蹂躏，于她而言同时是文学才华的损毁。“当她自觉失去了萧军的爱之后，几乎什么也写不成，又害怕在家里待着，经常一个人四处游荡。”从爱的角度切入萧红的创作，会有新的解释。直视萧红在爱情上的挫败和性格上的弱点，可以看到一位作家如何由《生死场》《商市街》对生命的强韧的表现，堕入《苦杯》《沙粒》这般伤感的抒情，出现很大的反差。后来断续写出的《呼兰河传》《小城三月》《北中国》等，其内容情调的变化，都可以看出萧红的爱情生活在创作中的投影。

“内心流亡”：知音难觅的寂寞

在表现“内心流亡”方面，林贤治选择拆解女作家正向的精神成长之路，在回溯问题根源的同时，以多条线索呈现萧红始终所处的知音难觅的寂寞的生活状态，诠释她所说的女性尤其低矮的天空。孤独是萧红一生难解的命题，漂泊为生活所迫，寂寞则是难以驱散的梦魇。比起身体的漂泊，内心流亡的艰难与痛楚，更让她难以承受。

身为作家，萧红的价值未被充分发掘。林贤治植入历史性的视野，看到《生死场》的政治性解读固然带有时局、思想方面的特殊色彩，但萧红纯粹的创作追求也始终没有得到世人充分的理解。萧军、端木蕻良不仅在萧红身后鄙薄她的价值，即便在她面前也不曾正视过她的才华。就连称赞过萧红的鲁迅，评价萧红的创作“叙事写景胜于描写人物”，似乎也难抵作家独特的心灵境界。萧红有强烈的主体性，她是一个“带有诚实的灵魂的作家”，她为受难的女性个体写作。即使在战火纷飞之中，萧红仍然做着纯粹的文学梦——保全生命后撤至运城，到重庆去开一座文艺咖啡馆！林贤治在还原历史时无奈地“拆穿”，在萧红短暂的生命里，在“救亡遮盖启蒙，政治遮盖文学，集体遮盖个人”的环境中，在东北流亡作家的身份下，即便是个人化的理想，也是奢侈的。

身为朋友，萧红是关系的被动接受者。林贤治评判“萧红没有一个纯粹属于自己的朋友”，其实廓清了萧红在生活中能够接受朋友们出于人道主义的援助，在精神上往往有所隔膜的困境。萧红异常执着于区分伸来的援手究竟是对朋友的情义，还是对弃妇的同情，后者于她的自尊有极大伤害。她清楚地意识到，与萧军在社会关系上的过度捆绑，是以被迫阉割自我为代价的，这绝不可诠释成以爱为名的牺牲。对比她不顾危险，为落难的鹿地、池田夫妇奔走；而后来池田却站在萧军朋友的立场上，对她与端木蕻良的恋爱做出“夜猫跳窗”这样近似侮辱的评价。她要摆脱！这是道德和精神的双重枷锁。世人越是嘲笑她轻狂，萧红越是要孤注一掷，追求为悦己者容，为知己者狂的快意。滞留武汉期间，萧红拿出最后五元钱请大家饮冰，挥手赏赐余款，何尝不是一个寂寞的灵魂在朝不保夕中的“意气用事”。

身为女人，萧红对自己的身体没有自主权。林贤治发现，抛开媒妁之言和追求自由恋爱在萧红身上是矛盾的。与陆振舜出走、与汪恩甲从抗婚到同居，是个人的自由，结果所谓时代新女性的果敢之举难逃道德败坏的世俗之见。与萧军的分离，是萧红在极度情感压抑的状态下做出的痛苦决定，亦是个人的权利。但胡风、张梅林、池田、高原等人却把两性关系的纠葛混淆为对友谊的背叛。这种莫名的迁怒与刻意的疏离，击中了萧红的精神创口，使她内心的寂寞与孤独顺着裂痕淌落。同时，萧红难以坦然面对“命运的戏弄”：怀着汪恩甲的孩子与萧军相爱，又怀着萧军的孩子与端木蕻良结合。萧红说过，怀孕是让她感到痛苦的“病”，可身边人都罔顾了她的身心创伤，要求没有得到过爱的女人保留神圣的母性。他们忘了，她是一个病弱的、敏感的、忧伤的女人。

该往哪里安放萧红孤立无援的寂寞？林贤治作了一个颇具诗意的处理——苹果。在生命的终点站，萧红因肺结核住进香港的医院。她曾邀请病友一同吃一片苹果。她说：“你该吃一片的。”她还说：“要留一个记忆，说是那一年我和一个名叫萧红的人，在玛丽医院养病，我们一块吃过苹果……”可惜，她被拒绝了。在兵荒马乱的尾声中，她留给骆宾基一句：“这是你最后和我吃的一个苹果了。”寂寞多难捱，对萧红来说，是找一个一起吃苹果的人。1942年1月22日，女作家萧红长眠于香港。即使在无人相知的孤寂中，她仍留下《呼兰河传》《后花园》《北中国》《小城三月》等篇章。南飞鸟，望北地巢，她不甘、不屈，不应被曲解和遗忘。

至此，侠义的林贤治能否成功地为萧红的羁旅一生伸张正义，且留给世人慢慢咀嚼。但比真相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苹果，读懂了漂泊者萧红的爱恋与忧愁。

(作者为暨南大学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