漠西运河
当前浙赣粤运河、湘桂运河、荆汉运河正紧锣密鼓地调研和论证，这些运河一旦开通，将沟联中国几大水系，极大方便航运，造福国人。由此让人不禁想起阳江人千百年来的“运河梦”。
阳江的地形独特，三面环山，一面临海，近似于一个“小岭南”。这种地形要想与外界沟通,除走海路外，唯一的办法是开山凿河，但这在古代是一个美丽的梦想。然而，在阳江的历史里，却真存过这样的梦想。因为人们深知，一旦通道打开，闭塞的山门敞开，文化交流、货物运输将成为新的可能。然而，在生产力和技术落后、人力物力匮乏的古代，这终归是梦想。
再看现在的阳江，交通已今非昔比，道路网络如织，高速、高铁贯穿全境，天堑变通途。
陶 鲁
陶鲁，字自强，郁林人。以父成浙江佥事死事荫入监，历升广东按察司佥事、副使、按察使，专治盗贼。鲁有胆略，高、雷、廉、肇诸郡流贼连年攻劫，悉心备御，所战皆捷。又平阳江贼。成化十一年以阳江学宫湫隘，改迁今地，规制始备。大学士李东阳为之记。十五年，奏析阳江水东、仕峒二都并割新兴、新会县地立恩平县。又为凿河计划，一自那龙渡东里许达恩平，一自绵阳涌达麻蒙，皆遇石而废。后官至湖广左布政使。
（民国《阳江志》）
广州黄埔三广宫（供奉“三广公”陶鲁等）
阳春春湾与新兴河头
古代的驿站分水驿、马驿、水马驿。水驿和水马驿备有舟船。阳江地区的驿站基本上是马驿，唯独阳江往阳春可沿漠阳江溯流而上至春湾。路线大致如下：先经阳春城抵达春湾（古代叫黄泥湾），到春湾后弃船上岸，改为陆行；之后从云霖铺出境进入新兴县，行三十里至天堂铺，再行十里抵达河头。其中，从春湾到河头的这段路程约四十里，因地处低矮山地，行走颇为费时。乾隆《新兴县志》卷四载：“河头系新兴、东安分管，有铺舍、民居数百间，此处舍舟就陆路，通高、雷、廉、琼、阳春、阳江。”阳春春湾至新兴河头这段陆路走廊往粤西的重要通道，历来是官道。据《新兴县志》卷三十载，在清代牛车挽运谷米百货不断，高、雷、廉三郡“积滞之粟”半赖此路，由河头直达肇庆，转运省城。而广府商贩往粤西经商也经此路出入。如果能开河，将漠阳江与新兴江连通，将极大促进粤西经济的发展。
开河这个设想最早是明末清初屈大均提出来的。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四载，明代陶三广公（陶鲁）曾经从高州开凿一条河，直通肇庆，功绩即将告成，却被人破坏。如今接着前人的事业继续做，花费不大却能成就永久的利益。受陶鲁的启发，屈大均认为雷、廉、高、钦这些地方之所以落后，主要因为水路不通，商业滞后，如果开了此河，四郡皆为沃壤，出产的粮食可以运到广州出售。因而建议：“新兴河头，有渠形在林阜中，可以疏凿，使水南行三十里许，直接阳春黄泥湾，以通高雷廉三郡舟楫，免车牛挽运之苦。谷米各货往来既便，则东粤全省之利也。此宜亟行。”（《广东新语》卷四）林中有渠形，有可能是陶鲁开河遗留的旧迹。
限于当时的技术水平，屈大均这个美好的设想虽然没有实施，但在后世激起不少回响。西江水患向来严重，为减弱洪灾，有人提出在此开河分流。金武祥在《粟香二集》里提到康基田任广东布政使时（嘉庆七年至十年）曾多次提出要开凿此运河。道光九年（1829），总督李鸿宾、巡抚卢坤、肇罗道许乃济、肇庆府金兰原亲自勘查。结果如民国《阳江志》所载：“自新兴河头至黄泥湾陆路五十里，中多冈岭、村落、田园、邱墓，且天堂地势高亢，水源微细，亦疏凿难施云云，以此事未果行。”
道光十三年（1833）冯志超在《祁竹轩中丞书》中还是建议开河泄洪，认为利多弊少：“查新兴县属，土名河头，有水源北流出肇庆府，与西江合，阳春县属土名黄泥湾，有水源南流出海洋，自河头至黄泥湾中间相去仅三十五里，虽其中有山，绕麓而开，不难通也。此河果通，不特粤东下流普蒙其利，即粤西浔、梧、郁各州郡之在上流，可以岁减其灾，诚弥患一时，造福千古之至计也。”（《桑园围志》）祁竹轩是指祁贡（1777—1844），字竹轩，山西高平人，道光十三年任广东巡抚。金武祥在《粟香二集》里称：“光绪五年（1879）春间，刘蓉舫太守奉檄会同肇庆府往勘。”
然而，经过探测，开河之处地势高，同时此举耗资颇巨，一时又搁置起来。到辛亥革命之后，河道日积，水患渐多，特别民国四年（1915）一场水灾最大，开河分流又提上议事日程。1917年，孙中山领导的护法军政府成立，制订《军政府内政方针草案》，其中有《疏浚粤江计划》：“此外尚有拟开新兴江支流，以泄西来水势之说。”其书附录《吴德元之粤东治水刍议》：“戊申（指1908年）水患之后，闻有凿新兴江以通琼海之说。是鉴于防水之非计，而治水之机已动矣。后因新兴以南节节石山，不易开掘，或又以测量琼海水面高于西江，势不可行，事遂中止。”此处“琼海”是指南海。
开河之议，历经数百年而未成，好在现在交通也非往日依赖舟楫，而开河治洪之事似可再议。以今日工具之精良，开河亦不是件难事矣。
阳江那龙与恩平南阶山
东部：阳江那龙通恩平阶山
明成化二年（1466），陶鲁以广西流贼犯境为由，在阳江县水东都要险地设置恩平堡并筑砖城。后来，经陶鲁查勘，认为该地地理位置重要，南通阳江，北通新兴，东接新会，于是在成化十五年（1479），恩平堡正式开设县治，析新会、阳江、新兴地置恩平县。
阳江县那龙铺至恩平县阶山铺有二十里山地，行走艰难。从广州出发往高、雷、廉的船只，不少就是顺流而下，经虎门，过伶仃洋，入开平潭江，溯流而上至恩平县城。然后经此道陆行，至阳江那龙下船往阳江城及粤西。为此，陶鲁考虑打通两地的河流，将锦江（恩平段潭江）与那龙河沟通起来，这样恩平往粤西，或粤西往省城就更便捷了。
那龙墟（那龙铺设在此）在那龙河上游，水路通阳江城极其方便，一直是“通衢要冲、商贾云集”之地。清代曾在此设立那龙巡检司。然而，陶鲁在恩平南阶山开山凿河却遇石而废。乾隆《阳江县志》卷一载：“新开河，明成化六年（1470）佥事陶鲁开，一自那龙渡东一里许凿之，使通恩平，南阶山前铺之水以达蚬冈……皆遇石而废。”又民国《恩平县志》卷一载：“南阶山，县南稍东十里，明成化间陶佥事欲通那龙之水，凿仙人河，源出此山，遇石而废，至今河形尚存。”
屈大均在《广东新语》重提开河之事。卷四载：“然那龙之水达于阶山，不过十里……今取他道另凿，迄有成功，亦百世之利也。恩平诸父老尝以为言：‘守土大臣欲兴水利，其以此地为先。’”由此可见，这条河的开凿对两地人民来说干系重大。
对于阳江与恩平开河之事，一直到清代中后期都还让人惦记。民国《阳江志》载：“至道光九年（1829），李制君鸿宾、卢中丞坤复委肇罗道许乃济，权肇庆府金兰原亲行履勘。据报，恩平南岸至那龙沿河长六十余里，有河形处十之七，中间积石未易开凿。”最后都还是没能力开凿。
九姜河（新开河）地图
西南部：电白通阳江
陶鲁是一位很有远见卓识的古代官员。明成化五年（1469）他提出从电白开河经阳江直达省城的工程。据光绪《高州府志》卷四六载：“电白枕山滨海，舟楫不通，与会城隔绝，货贿不至。陶鲁召父老咨询地理高下之势，泉流通塞之宜，知可浚河达阳江通省。于是鸠工兴役，浚之。自梅菉以达水东入于小海，以达城西。乃于城西集坝以蓄咸水，场之水入于西濠，绕通南港，西来舟船至此集扎。即于南海开通麻茂，过校场前至东坝以达麻西，而上海头，而五蓝渡，而儒洞，而漂竹，而太平，而直垅（织乑），而白（北）宿，抵步头场以入阳江，由恩平蚬冈竟至省。时开浚后，其舟楫自省城五昼夜可抵电白，所艰者止一二高浅之处耳。”这一工程若实施，将极大方便粤西与省城的沟通，推动粤西的发展。
为实施这一工程，陶鲁在阳江除了开那龙至恩平南阶山水道外，还开凿阳江西南水道。据《阳江县志》记载，明成化六年（1470）陶鲁自绵阳河（涌）凿，使西流以达麻蒙，遇石而废。这两条河的具体位置在哪里？民国《阳江志》卷五载，绵阳河，一名石滩河，在城西南二十里，源出合冈东南，至关村入于漠阳江西河。麻蒙水，在县西三十里，源出罗琴山南麓，经旦祥村西至蒲壳冈，入织乑河。
由此可见这两条河分属两个水系。麻蒙水流入织乑河，绵阳涌（石滩河）流入漠阳江西河。若两河沟通，将为捷径。然而，无奈又遇石而止。
对于开凿麻蒙河通绵阳河，当时有人从防守的角度分析是反对的。据乾隆《阳江县志》载：“阳江南逼大海，外藩单弱。所赖通海道者，唯北津一门，尚易稽查防守，若开凿麻蒙新河，则西南一面无崇山峻岭为之障，舟自丰头乘潮可直抵城下，易启奸人窥伺之心，为害滋甚，非特断地脉坏田卢之所伤残者大也。后有议者，当必力争之。”这或许是短见，海道相通不只是带来外患，也带来机遇。
九姜河（新开河）：由麻蒙河和漠西运河汇入
新开河位于何处？
民国《阳江志》卷五记载：“九姜河，即新开河，源出合冈南麓，向西南流淌九里，经九姜渡头北，又折向西流九里，至蒲壳冈汇入织乑河。”九姜河与前文提及的麻蒙水均流至蒲壳冈，注入织乑河。此外，上文提到绵阳河从合冈东南涌出，而这里的九姜河出自合冈南麓，若打通合冈一处，两条河流便可接通。志书记载九姜河为新开河，推测是在开挖通往绵阳河的河道时，因遇石而停工，遗留的这段河道便被称作“新开河”。
1970年，九姜河被堵塞成为九姜围，流入九姜河的水，西边有麻蒙河，东边有漠西运河。漠西运河又名漠西排灌渠，引漠阳江西河水，从文笔洲水闸至旦祥，全长十公里。漠西运河于1965年12月至1968年8月修建。当时，阳江县从平冈、白沙、双捷等公社以及江城抽调约2000人，组成漠西排洪工程专业队进行施工，同时在寒暑假期间，还抽调全县七所中学师生共4000多人参与工程建设。（据《江城区革命老区发展史》）由是观之，开河在技术水平还未发达的新中国初期也非易事，只有到了现代机械化普及才变得相对容易。
据屈大均《广东新语》记载，陶鲁在阳江还曾开辟一条沿海通道，即“从南津港沿海向西，直达丰头港。今淤。”这条曾经开通过的河道到清初已淤积，具体情况有待进一步考证。
在此有必要详述这位以开山凿河为志的设计师——陶鲁。
陶鲁（1434－1498），字自强，号节庵，广西郁林州（今玉林市）人，系明代名臣陶成之子，亦是明代边疆治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官至湖广左布政使（从二品），同时兼任广东按察副使，还统辖广西兵备，权力遍及湖广、广东、广西三地，故而被世人尊称为“三广公”。
二十岁时，陶鲁凭借父荫授任新会县丞。当时当地土寇猖獗，他训练兵勇、深挖战壕，成功击退多次寇匪进犯，后因功升任新会知县。明成化二年（1466），他随总督韩雍出征大藤峡，因军功卓著升为佥事，掌管新会、阳江、阳春、泷水、新兴等县的兵事。次年（1467），他在钦州、化州一带击溃“剧贼”廖婆保；成化四年，又接连剿灭黄公汉等股匪。此后，他历任广东按察副使、湖广按察使等职，始终秉持“治寇以化为先”的理念，每平定一处叛乱，便即刻推动设县兴学，主持修建学宫书院，以文教化育地方。弘治十一年（1498），陶鲁在任上病逝，结束了其致力于边疆治理的一生。
陶鲁在阳江的施政，除了平定寇乱、安定地方外，更留下诸多民生实绩。成化二十一年（1485），他见当地学宫地势低洼狭小，便命知县朱瓘将学宫迁建于鼍山右麓（即现今学宫所在位置）。昔日儒学明伦堂墙外的“陶公井”，水质清冽甘淡，迥异于他处，相传便是陶鲁主持迁建学宫时所凿。此外，因原乐安驿位于下寮，地势低洼导致行旅不便，他于成化年间将驿站迁至安乐（今双捷镇乐安村），极大便利了往来交通。
而最能体现其远见卓识的，当属他提出的数处凿河计划。这些构想直指区域发展的交通瓶颈，可惜受限于当时条件，终未如愿，视为憾事。
阳江三面环山一面临海的半封闭式地形，一直以来是制约地方发展的天然屏障。古人早已思考打通东、西、北三个出口，才可以与外界畅通无阻地交流。但千百年来，终因人力物力和技术等因素制约而没有成功。
开山凿河除了技术等客观条件的制约，还与一部分人的小农意识和思想封闭有关。他们担忧河道一旦开通，外界对县城造成侵扰，对经济造成冲击。乾隆《阳江县志》卷一记载：“旧志以通河为百世之利，然居人皆以春、江谷食贱于会城，民得以享富庶之乐者，河道为之阻也。若河道一通，奸商售贩一遇，岁歉则输运成空矣。未见其为利也。”这段话生动反映出他们对此事的认知：因为河道的阻隔才让谷物无法外运，保持了本地低廉的粮价，而一旦开通道路，这种价格壁垒便被打破，奸商乘机囤积贩卖，遇上荒年，本地粮食被外地人抢购一空。这是一种短视的眼光，没有看到商品流通所带来的好处，也成为束缚本地经济发展的枷锁。
阳江虽然三面环山，却也有一面临海，临海让人视野开阔和勇于挑战，如果充分利用这种开拓精神，打破封闭的思维模式，以开放的思想审视世界，阳江在发展的道路上将走得更远。
而今，阳江道路的便捷是古人无法想象的。当闭塞的地理局限和无形的思想枷锁被打破，相信有开放思想的阳江人借助开放便捷的道路网络加强与外界沟通联结，必定为阳江的经济发展注入强大的动力，推动这座城市走上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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