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上《本巴》最后一页时，窗外正落着初秋的雨，一点一点，打在了村委会办公室的玻璃上，淅淅沥沥，像极了书中那些在时光里流转的童谣。

作为扎根乡村五年的村干部，读刘亮程的文字总像在翻检故乡的老物件——看似蒙尘的故事里，深藏着土地最本真的颜色。

傍晚时分，迎检的报表堆满办公桌，唯有手边的这本《本巴》是唯一的放松。随手拿起翻了翻，草原上的赫兰唱着江格尔，那个永远二十五岁不老的人，属于书里头的本巴世界。再看看现实的村子，年轻人全去了城里，地里头越来越安静。小说里时间是停着的，但村里头的时间可没停过——老人院子里晒着太阳，年轻人手机上点着外卖，晚上路灯照着，理想跟现实，中间像是隔了道坎。

村委会推行土地流转时，这样的“时间困境”尤为明显。有些村民守着几分薄田种水稻，年复一年亩产不过千斤，却抗拒将土地并入集体合作社集约流转。“我爹就是这么种的，我不能把地搞‘丢’了。”民叔的话像一把生锈的锁，锁住的不仅是土地，更是对“变化”的畏惧。

这不禁让我想起了《本巴》里那个拒绝长大的世界：当哈日王用“游戏”消解了时间的前进性，人们便在重复中失去了与世界对话的能力。而乡村工作的本质，何尝不是在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找到让“时间”重新流动的密码？我们带着村民去邻村看现代化大棚，让返乡青年通过直播卖农产品。当四爷的犁铧最终变成了老屋墙上的老物件，他眼里的光却比打磨农具时更亮——原来打破“暂停键”的，从来不是强制的推动，而是让人们看见“成长”本身的可能性。

书里那句“做梦搬家家”，洪古尔在梦里盖房子，赫兰用游戏把仇人拉进梦里。村里的小孩晚上躺炕上，眼睛一闭，就想长大了挣大钱，家里盖新房。村里修路那会儿，谁家的院墙都得往后退，起初无人乐意。开会时让大伙儿都闭上眼，想想路修好的样子，孩子们在新路上跑，老人们拄着拐杖走得稳当。这个景儿先在脑子里有了，大伙儿的意见也就松动了，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共筑愿景。梦想与现实需要掺和，干事儿靠嘴也靠心，有时候真就靠大伙儿一起做个梦。

在村委会工作中，我们制定政策时考虑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却常常忽略了村庄中最活跃的群体——孩子们。孩子们不需要宏大的发展叙事，他们只要一片可以追逐嬉戏的草地、一条可以捉小鱼小虾的小溪、一个可以躲猫猫的老院子。《本巴》中那永不结束的游戏，启示我在乡村治理中需要纳入童年视角。当我们规划村庄建设时，是否问过孩子们想要什么样的乐园？当我们整治村容村貌时，是否保留了那些对儿童有着特殊意义的角落？

刘亮程说人得回到童年的地方去，村里的活儿也一样，地要守住，念想要留住。老人们讲过去村里怎么挖渠，孩子们画自己家的院子，纸上就是一条河，虚虚实实，大伙儿凑在一起，村子的历史就这么一点点写出来了。

雨停了，窗外的水稻挂着水珠，在夕阳下闪着光。《本巴》里那些关于时间、成长与集体的寓言，此刻都化在了泥土的气息里。作为村干部，我们或许无法像洪古尔那样成为神话里的英雄，但可以在丈量土地时，读懂每道田埂里的时光故事；在调解纠纷时，学会用游戏的智慧让矛盾软化；在推动发展时，让传统与现代像书中的童谣一样，在相互倾听中完成接力。

书里还说：“时间不是流逝的，是我们在流逝。”而乡村工作的意义，或许就是在这流逝中，为土地和人，找到不被时光磨平的刻度。就像老槐树上的年轮，一圈圈记着成长的秘密，也记着每个本巴式的梦，如何在现实的土壤里，长出新的枝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