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当年为逃避国民党征兵,四十三岁那年才与曾嫁过两次的祖母艰难结合,血脉的传承是如此艰辛而沉重。父亲到二十九岁那年,才以两斗谷为“聘礼”娶回母亲。这其中,除了血脉的延续,更多的是一种信念的传承。就如屋后天堂山顶长年缭绕、状如棉絮软缎般纯净的一段段云,无论何时何地,都清晰地飘浮在我生命的天空。
儿时的记忆总是有些疏远。初进学堂那天,父亲起了个大早,特意为我准备了只有过年过节才能见到的糯米饭和大葱炒腊肉,之后,点着一把竹篙火急匆匆地送我去学校。直到后来,我才从村里老人的闲谈中得知,山里孩子初次进学堂时,总要讨个好彩头,比如吃了大葱炒肉和糯米饭,将来读书就会聪明博学,读出书后,便能走出大山,过上城里人的生活。而天不亮就上学,是为了避开路上遇到担粪水淋菜或打柴放牛之类的人。要是避不开,将来就在家做这类活计,出不了大山。父亲送我第一个到学校,我们紧挨着蹲守在校门口,从摇曳的火光中,我第一次从父亲苍老的脸庞上读出了笑容。
父亲的愿望很淳朴。在我所在的山里,男人超过二十五岁还未成家,就意味着进入了婚姻的危险期、家庭的深水区。而要走出这个深水区,就得拼死拼活地积蓄上三五年,备足一万几千元,辗转于贵州、湖南等老少边地区讨个媳妇。如果双方感情不和,一年到头,做两三回新郎也是常有的事。双方合得来,再过三几年紧巴巴的日子,备好几千元超生罚款,之后,再积蓄近十年,才能从父母寄居的生活中脱离出去另立门户,携妻带子去烹煮那又酸又咸的日子。我曾遥远地想象,日后我若能过上这样的生活,对父亲来说,或许也是挺欣慰的,起码得以传家继世。我清楚地记得,读初中时,有次周末放假,走了两三个钟头的山路回到家,已是晚饭时候,刚捧起饭碗,就听到隔壁屋一阵喧闹声,原来是五伯刚进门不久的老婆借提桶热水去粪坑冲凉之名逃跑了。闻声后,父亲就像战前的指挥官一样指挥围坐在餐桌边的孩子们:“你们后生动作快,先去把守哪个哪个路口。”我先前走了两三个钟头才回到家,疲惫得有些不情愿,父亲板起脸怒吼一句:“看你这懒样,再过几年,你的老婆要是也这样偷跑了,谁帮你!现在帮叔伯忙实际就是帮你自己!”
我深知,父亲的苦心敲打,就是期望我长大后能走出大山,不再重复叔伯及邻里的故事,改写一下族谱里自曾祖父以来家中连当生产队副队长的人都找不到的历史。读高中的第五个学期,我的第五篇散文《香蕉飘香》发表在当时的《大众报》副刊万花楼版面,责任编辑还特地在文末署了作者的学校及班名。文章发表约一周时间,先后有11个本地区内的文学青年学生写信给我,要求与我结交文友。看着他们文采飞扬的书信,当中有希望共同探讨写作之道的,有奉承仰慕的,也有想互交知心朋友的,且大多数都是女学生,这着实让我的头脑混沌了好几天。稍趋平静后,我心底冒出的念头是借此机会结交个美眉,为将来逃出“深水区”找条后路,要知道为叔伯夜守路口山头的日子实在艰难啊!我连续几个晚上打着手电筒钻在被窝里研究这11封信,从字体、文采和所表达的语意去揣摩她们的性格、学识。说实话,这真的很难,比做解方程代数的作业还难。最终我选择了同一地区邻县某中学在读高二的钟某予以复信。可能是对方等不及,信寄出不到五天,对方就以快件复信,并附有一沓文稿及照片。看着照片里清秀的钟某,我的心愈发不平静了。那段时间,我上课时写作文,晚上修改,尽力展现自己的文采,每每寄给她,回复给我的总是赞叹和羡慕。那个学期我的写作水平提升飞快,先后有《故乡的秋》《心曲》《五月心事》等散文在《山西文学》《大众报》上发表。
随着我和钟某书信如鸿雁般往来,字里行间渐渐生出特别的情愫。好不容易等到寒假,我们约好在地区邮电局见面,当时定好见面互认的标识是,我手里拿着一份《大众报》,她抱着一束塑料玫瑰花。谁会知道我筹备这次约会比筹备一台乡村春晚还难!我转让了眼镜,也转让了我的强项语文、化学的所有高考复习资料,总共筹得27元,以拍个照片寄给当年逃避国民党征兵而远渡马来西亚的叔公为由借了文科班一个同学的西装和另一个同学的皮鞋,因找不到香水,花三角六分钱买了一瓶牡丹牌雪花膏来代替,由于涂抹不均匀,到了地区汽车站方便时,才在镜子中发现脖子上挂着一圈干白粉,就像患白癜风留下的斑痕。准备很充分,结果却很惨。因既不懂普通话,也不懂客家话,且又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紧张到极点,原先准备好的应对套路全乱了,而憋在心里的甜言蜜语无论如何就是说不出来,比患了前列腺增生撒不出尿还难受。就这样,在我浇灌了十七年的情感花园里怒放了143天的玫瑰花,永远地凋谢在那个寒冷的冬天!
那年的七月是黑色的。一番拼搏后,事与愿违,我高考落榜了,这也在情理之中,父亲很无奈。也在那个时候,一些与我同龄、初中未毕业就南下广东闯荡的小伙回到山里,见人就甩出一根我们从未听过更未见过的“万宝路”香烟,“老世长”“老世短”地吆来喝去。更有甚者,一些打工结识并成为女朋友的四川、江西妹子随他们回到山里,穿金戴银,花枝招展,肩挨肩、手牵手地从村头秀到村尾,让山里的老人们自然地想到好多年前回乡寻亲的南洋客。但父亲的世界却是黯淡的,偏僻的角落里总是一阵接一阵的烟筒水撞击声夹杂着咳嗽声!为了逃出“深水区”,我选择去城区陶瓷城里的第四瓷厂竞聘工人岗位。面试过后,拿着一张工厂人事科交给我的工人录用审批表,喜滋滋地回到村委会盖印章,村支书一查户籍信息,无奈地对我说:“你第二个妹妹属超计划外生育,按规定,先交清1200元计生罚款再给盖印。”那一晚父亲盘点了所有族亲和亲戚,可预借的也只有700元。我无奈选择去县城高中复读,父亲一声不响就将临产的母猪卖了,为我备足学费及生活费。
复读的日子,父亲每月都来看我一次,有时只是一两句“安心学习,不要过多想家”的话。他常告诫我:“世泽常催读书贵,家声最重德才高。”这是我最不能忘怀、也是激励我一生的话。直到现在,每年春节家里张贴的对联都用这话来勉励大家。大学的几年里,父亲因为不识字,每月都托在山外教书的五叔代笔给我写信,当我回信后,他又往五叔那里跑,让五叔把信里的话读给他听。父亲一年两季都替五叔犁田耙地,以报答五叔的帮忙。
出来工作大约一个月,父亲到单位来看我,除送来一些土特产外,还带来四包“玉溪牌”香烟。香烟是舅父从云南回来送给他的,他知道这烟很贵,特地捎来,说我用得上。可父亲却是终日水烟筒不离手的人!
有位成功人士曾说:“在人生的舞台上,戴着脚镣跳出的舞蹈才是最精彩的。”我对这话感受尤为深刻。回顾我所走过的历程,虽然不能拥有丰厚显赫的财富、地位和人脉,但是在种种失落和困难面前我始终挺了过来,并形成了一种善行、善言、善思的做人处世品德,这正是父亲无言的大爱定格为我奋勇向前的动力。如今,我已在城里安了家,每次打电话回老家,父亲总是让母亲跟我说话,他觉得我跟母亲更亲近,有话敢讲。放下电话后,父亲就围在母亲身边问这问那。我也总想把父亲接来,让他过段舒适的日子,可每谈及此事,父亲总是说:“你能走出大山,我就很知足了。”一年之中,我会抽空回去看望父母几次。每次回到家里,父亲总是把我带回的水果饼干之类的零食小吃分成一小袋一小袋送到邻里各家,说我又回来看大家了,言谈之中,颇有几分体面和风光。
父亲就是这样,一头连着他割舍不下的红土地,一头连着儿子漂泊不定的心,爱就拧成了一根绳,松紧得当。报答父亲的深恩大爱,我无法做到太多,唯有在纷繁复杂的世事里正确把握自己,走好走正人生的每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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