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德友（左）与学生杨晋龙，摄于1967年

出版社把《同志与情人》的校样寄给我，让我过目。这时，我不禁想起译者杨德友先生，想到他未能看到此书的出版，心中不免难过。

我与杨先生缘悭一面，在他生前，彼此唯靠电话联络。最早通话，回想起来，当始于《寒星下的布拉格》一书的翻译。

《寒星下的布拉格》是捷克犹太女作家、翻译家海达·科瓦莉的回忆录。作者一度关押于奥斯威辛集中营，书中记叙了她先后在纳粹和苏联的极权主义统治下的布拉格生活。《英国电讯报》称此书“是整整一代人的历史肖像，不仅仅是捷克，而是整个东欧”。我托朋友在美国寻得此书，买下版权，同时联系译事。当译稿完成之后，广西师大出版社的编辑方与我联系，谓早前已约请杨德友先生翻译，问是否可用杨译？然而木已成舟，只好谢绝。

不意，某日忽然接到杨先生从山西打来的电话。一个温和的略带沙哑的声音。他一边轻笑着说话，连声称赞海达回忆录，祝贺它能在中国出版。他早知道我无法采用他的译稿，电话里只是请求我，容他把稿子寄过来，让我对照校读，或可从中减少一些错误，使书稿更臻完善。意思很明白，无非希望他的翻译有一点实际上的用处罢了。这哪里算得是请求？分明是一种赏赐！当时，我顿然感到电话那端的老头特别可敬，而且可爱！

《寒星下的布拉格》是我取的书名，杨先生直译为《悲星之下：布拉格生活》。编辑过程中，我多次把杨先生的译法转告译者，大多能得到译者的认同。前前后后，确实改正了手头译本的几处错译，还有其他一些不准确和不顺畅的地方。书出来后，很遗憾不曾建议译者写个后记之类，记下杨先生为本书所付出的劳动，感谢他无私的奉献。原想借再版的机会，对此作出弥补，无奈书卖到中途就不能再卖了。这是一个错误，这种忽略原本是不应该发生的。

过了不久，我看到一条海外的书讯，说有一本卢森堡给她的情人莱奥·姚吉切斯的书信集，上世纪七十年代在纽约出版。卢森堡是我景仰的革命家，读过她的文集和各种传记，编辑出版过她在斯大林时代被列为禁书的《论俄国革命》，还有《狱中书简》。得知她有这样一部“情书”，非常兴奋，立刻让美国的朋友买下寄了来。

拿到原书之后，首先想到杨先生，便径直给他挂电话，请他翻译。他爽快地答应了，说手头还压着几部待译的书，但愿意给卢森堡让路。还告诉我说，著名的卢森堡研究专家程人乾先生是他所在的山西大学的校长，生前经常和他谈说卢森堡，因此印象深刻。书寄出之后，大约过了三几个月，译稿已经来到了我的桌面上。

我通读了全稿，译得很有神采。在一些有疑问的地方，我划出记号，注上文字之后寄还杨先生，请他再梳理修饰一过。杨先生实在是一个热情又谦和的人，定稿时发现，许多地方都接受了我这个门外汉的意见，重新翻弄过了。

我将《同志与情人》，连同原先编就的《狱中书简》，作为姐妹书，交由当地一家出版社出版。集中了两个带自叙性文本，本意在突出卢森堡热爱自由和富于情感的一面，人道主义的一面，力求呈现“嗜血的罗莎”作为一个革命者亦刚亦柔、水火兼容的完整性形象。阅读卢森堡，我相信，将有助于揭开二十世纪末鸦噪一时的“告别革命”论对历史真实性的遮蔽，纠正长久以来对革命和革命者的一种建基于唯暴力论的传统的误判。后来，出于某种可理解的原因，两书出版的事中途被搁置了下来。

杨先生曾经询及译稿的情况，我做了解释，从此不复过问，直至去世。我感觉，杨先生对我是信任的。信任是一种负担，令我想起鲁迅在白莽《孩儿塔》序文中的比喻，说存放亡友的遗文，就像手里捏着一团火，企图给予流布。杨先生的遗稿，在我也有着同样的焦灼之感，何况里面还真藏着一颗灼热的灵魂呢。

我把卢森堡的两部译稿交给上海的一位朋友，曾为我的著作做过责任编辑的周向荣女士。她离职后，把稿子转给商务印书馆的龚琬洁女士，同时告诉我，龚女士正好是一位喜欢卢森堡的人。从纽约到广州，到西安，到上海，然后到北京，卢森堡在纸上辗转了这么多个城市，总算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

日前，我找出一本《怀旧的未来》来读，赫然见到杨德友的名字。书买了许久，到手时瞥了一下便塞进了书堆，顾不上作者和译者。原以为是一部闲书，实际上是一部独特的文化史著。这部书提醒我，杨先生定然译过不少为我所未见的书。打开“百度”查看，这个杨德友和别的杨德友混在一起，在众多照片中，他的似乎只有一张。介绍说是1938年生人，80年代以后在美国多所大学做访问学者，曾被波兰驻华大使馆授予“传播波兰文化波兰外交部长奖”，译著约三十种左右。此外，不见有评论的文字。我找到杨先生的外甥女，香港城市大学教授魏时煜女士，问及杨先生情况。她随即发来多份资料，其实是一份扩大了的书单，外加当地报纸的介绍，以及杨先生本人的自述，统共不足三千字。这就是杨先生的个人史的全部。

杨先生的翻译成就，与他在知识界的声名相比，显然极不相称，这使我感到惊异。统计一下，我购得杨先生的译著共有十余种，《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在文界颇流行，其他像《理解俄国：俄国文化中的圣愚》《帝国意识：俄国文学与殖民主义》《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梅列日科夫斯基与白银时代》《未完的对话》等，关于知识分子与自由，政权、制度、意识形态与文学的生成，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凝集现象及其强制性、腐蚀性影响，所论都极富于启发的意义。杨先生所译，遍及文化、文学、宗教、哲学、历史学、心理学、教育学诸多领域，涉及英、俄、波兰等多个语种，除了学术论著，小说、诗歌、传记，乃至书信集、歌曲集都有译本，各有匀称漂亮的体态。一边译理论，一边译诗，当是何等的左支右绌，在杨先生这里却是得心应手。如此广泛而不失精到的翻译，国内几人可以做到？仅四十种译著数目，体量之大，在翻译家中也是罕有的。然而，当人们谈论读书，谈论文化的时候，竟未曾听到有人说起杨德友！

我很感慨，和魏时煜女士谈起来，她说，在她的印象中，杨先生从来是一个低调的人，即使条件优渥，也不会有什么改变。她还告诉我，杨先生本来是北京人，满汉混血。1957年时，考进北京外国语大学，因为同情“右派”，被迫转学至山西师范，从此一直困居太原。当时北京有不少学生被打成“右派”，其中，林昭就是由反右积极分子转而同情“右派”，终至划为“右派”的。据说运动规定低年级生不“戴帽”，杨先生正好念一年级，幸得宽大处理，仅指定从此不许返京而已。然而，魏女士说，这对杨先生的打击特别大。他热爱北京，把他从故土流放至边远之地，可让他在内心里挣扎了整整一生。

我发现，杨先生的几十部译著，还有许多译文，都是在“文革”后爆发般地集中发表的，令我想起太史公《报任安书》中关于“发愤”著述的话：“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杨先生所译，以文化著述为多，尤其是俄国文化，俄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与文学。其中的自由、苦难、乡土感、人民性，在老一代知识分子中是有影响的。在译博罗夫斯基的《石头世界》时，杨先生自白说，翻译这位波兰作家小说的过程，就是他长达几个月“梦魇连绵、睡眠不安的日子”。“为了哀悼几百万无辜的亡灵”，他说，他愿意“在精神上勉为其难地陪伴他们”。他译密茨凯维奇、米沃什、申博尔斯卡，他人酒杯里的那些激愤的、忧伤的诗句，想必要使他微醺的了。

与其说，翻译是杨先生的一种生活方式，毋宁说是生活本身。说到杨先生，魏时煜女士在信中强调指出，一直没有能回到北京工作，是他一生的隐痛。她认为，杨先生在山城太原，很少有人能够平等对话，所以是寂寞的。这种寂寞，她和全家人都很了解。于是我想，杨先生一定把翻译当成重现的家园，从中建造、耕耘、种植，通过日夜不停歇的劳动，藉以驱除内心寂寞的罢？

寂寞养育了一个人的灵魂和文字，这个人，连同他的文字是我所信任的。寂寞是噬人的事，没有人甘受如此西西弗斯式的自我折磨，尤其对现时代的知识精英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