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五年级的语文课本选了吴冠中的散文《父爱之舟》。在文章里，吴冠中写道：“初小毕业时，我考取了鹅山高小。要住在鹅山当寄宿生，就要缴饭费、宿费、学杂费，书本费也贵了，于是家里粜稻、卖猪，每学期开学要凑一笔不少的钱。钱很紧，但家里愿意把钱都花在我身上。我拿着凑来的钱去缴学费，感到十分心酸。”读着这样的话，我似乎看到了我的童年。

我的童年虽然没有作者如此的不堪，但是那时大家都普遍贫穷，每次开学，不少家庭都要卖了猪，卖了牛，卖了谷才有“余钱”让孩子们拿去学校缴交学费。我的一个同学，家里很困苦，每学期开学，他爸爸把卖谷得来的钱交到他手里的时候，都要拿来一根藤条狠狠地抽他一顿，边抽边骂他又浪费了家里多少多少担谷。他的书本，是真的用他的血，家人的汗换来的。不过他还算是幸运的，虽遭了打，毕竟可以继续读书，整个小学里，我记得有很多人都不能念完六年级，女孩子尤其多。

读书，似乎自古至今都一直困扰着中国人。激励了无数代中国人的“悬梁刺股”里的两位男主角毕竟家里还有书可读；八年级的语文课本里选了一篇明代文学大家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在序里，宋濂回忆了他年少时候求学的艰难。“家贫，无从致书以观”，只得四处向有“藏书”的人家求借，为了以后能反复诵读，即使“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也得咬着牙关坚持抄写，“计日以还”，不敢有丝毫怠慢，才打动众多“藏书之家”的心，得以遍观群书。后年长，便常“负箧曳屣”到深山巨谷中寻访名师，以求指点，若遇着隆冬大雪，雪深数尺，也从不间断，还差点冻死于路中。正是在这无穷的岁月里“勤且艰若此”，宋濂才最终“幸预君子之列”。

无独有偶，清代文学家袁枚也在《黄生借书说》里，回忆了他年少时候因家贫而向张氏借书却“不与”的沉痛经历。如今，早已身居官位且是“藏书之家”的袁枚，面对“贫类予，其借书亦类予”的黄生，不单在言语上给黄生无数的激励，且慷慨“公书”于黄生。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借人书简，足可名垂青史。

在《黄生借书说》里，袁枚说，“书非借不能读也。”又说，“然富贵人读书者有几？其他祖父积，子孙弃者无论焉。”可见，在一些本就有“黄金屋”的“富贵人”眼里，读书是一件非常不屑的事情。但是儒家经典《大学》里却又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切皆以修身为本。”何以修身？惟诗书而已。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里也说道，“自古明王圣帝，犹须勤学，况凡庶乎！”寻常士大夫之家，孩子初长成，没有一个不读书的，“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

读书，已然成为延续家国运祚的一个重要途径，所谓“诗书继世长”是也。三国时期，吴国偏于一隅，却人才辈出，是国运最长的一个国家。何者？或许可以从《资治通鉴》里的一篇名为《孙权劝学》的文章里找到一点端倪。吕蒙掌管军政大权后，孙权对他说，你如今已经“当涂掌事”了，不能再像吴下阿蒙一样懒惰不读书，你也不要以上班早下班迟“军中多务”来推辞，整个国家里，论工作忙，应酬多，谁比得上我，但是我还经常读书，在书本里，我了解了很多“往事”。国主身教如此，臣下焉能不奋发苦读？国家焉能不长治久安！

周作人在《闭户读书论》里说，“我始终相信二十四史是一部好书，他很诚恳地告诉我们过去曾如此，现在是如此，将来要如此。历史所告诉我们的在表面的确只是过去，但现在与将来也就在这里面了。”读书，能使我们在“祖先的神像”里看见“子孙的面影”，能使我们在这些看见里“明智”而少走许多弯路。

然而，书山之路，必定是一条漫长的道路，但是正如荀子所说，“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学海也注定无涯，我们不能一跃而过，我们都是凡人，惟有如“驽马十驾，功在不舍”一般而已。如今家国繁盛，生活富足，社会安定，“专门读书，此其时矣”。